第164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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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业观他神色，觉得甚是有趣。“你不必紧张，是首辅大人点名要你去的。”王司业宽慰道：“你去便是了。”
“再说次辅大人正是国子监祭酒吴大人，想必会关照你。”
谢柏峥再次震惊，他什么时候引起了朝中大人物的注意？于是第二日，谢柏峥怀着满腹疑惑去报道。
翰林院中。
谢柏峥才至翰林院，便被带去见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程清和身为翰林院主官，虽然品级不高，但是上限很高。
程清和亲自带谢柏峥去见了两个人。当朝首辅张南岳，与次辅吴仁衷。
谢柏峥已经麻了。
他按照王司业的提点将那两篇文章拿了出来。首辅张大人和蔼地表示，既然这篇文章出自你手，不如就来讲给大家听听吧。
谢柏峥瞬间回到舒适区，早说让他讲课啊，这不是老本行！
谢柏峥已经提前一天回顾过自己写的文章，此时只需收敛思绪，找回从前在大学当讲师的状态。再开口，便能一气呵成地通篇讲下来。
不当老婆86
谢柏峥写的这两篇都是应试文章，考题均出自王司业之手，说的正是当务之急的用人和清田。连日的大朝会闹成这样，吵来吵去说的也就这些事。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朝廷要清田，必然涉及到用人，至于用谁不用谁，都是很大的学问。
永寿帝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革，其实也算得上事出有因。
康元十六年时试行的清田策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在于基层情绪闹得太大，几乎是地方官员和乡绅联手搅黄了这件事。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朝廷派去地方丈量田亩的官员，既没有地方官支持，又不了解各地基层情况，只有一道圣旨在手，这和光杆司令没有什么两样。
更何况，这还是个空降的司令。
永寿帝的应对方法简单粗暴得多，他从康元十六年清田之事归因，得到的解决办法是大范围地将县一级的主官，全部都换掉。
他将清田一事与地方官的政绩挂钩，绝不允许出现地方官和乡绅地主互相勾结，瞒报朝廷一事。
这种一刀切方法奏效的前提，必须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达到空前的强盛。可若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达到这样强盛的程度，地方又哪来这么多隐田呢？
这也是康元十六年时，一个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选择迂回地退一步的原因。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好处。
那时选择不直接丈量田亩数，而是从收成去推算田亩，这个计算方式尽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层能执行下去。
从朝廷法度的延续性来说，这应该只是康元帝的第一步。做皇帝的，这一步往后退，大概率不是因为真的怂了，而是为下一步的法令做铺垫。
户帖制就是在这时候完善的，户部根据各地汇总上来的徭役、税赋两项数据，来对整个天下做出粗略的计算。
再由此，对每一个大项进行细分。
事实上，即便是粗疏的数据也得来并不容易。以往的基层数据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结绳计数法，在家门口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口人。
基层的胥吏们按照结绳数量，造册登记。当然，这里需要有两位村民与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场见证。
按了手印，胥吏们再做登记。
这便是缴纳人丁税与徭役的依据了。
而田税的计算则更加灵活一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亩产来做折算。永寿十六年那个折中的户帖法其实就是细化了具体的折算方法。
永寿十九年，则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更侧重家产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铁制农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实从延续的角度来看，是一步步在为清田做铺垫的。从前两次缓慢的改革中层层递进，既能不过度激化基层矛盾，又能培养出一批实干的基层人才。
——只可惜康元十九年开始，户帖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延续性已经完全被中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皇帝往往就会颠覆前任的行政主张。
事实上如今面临的地方乱象其实同康元十六年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比起当年来说还多了一个裹乱的地方父母官。
结果就是地方乱象持续时间更长，乱得也更加彻底。
所以——
谢柏峥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两点入手写的。
其一，朝廷要加强基层人才储备。因为清田真的是个技术活，地里的田亩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计算起来十分有难度。
吏部选拔第二批人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上了一道算学题来选拔。可这也只是一个勉强应对之法，因为计量田亩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做方田之术。
相比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所以，不仅要会丈田，还要有基层经验。
只有朝廷政令，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个糊涂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户帖法侧重每家每户拥有的物产记录，有了前一次的记录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统计就只需要注明加减计算过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见政策延续的重要性，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基层情况的胥吏，简直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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