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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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关掉水龙头，抹了抹脸上的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三天没刮胡子了，也不记得上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中学时曾经是个游泳健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嘴里涌起一股腥苦的咸味，瓦西里以为自己流血了，但那只是水而已，沿着下巴流下来，滴在洗手台边缘。

他下意识地摸摸胸口——他总是把菲利克送的打火机放在制服内袋里的——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把那件银质小玩意扔在楼上的办公室里了，口袋里现在只有那封没拆开的信。这让他更烦躁了，低声咒骂起来。听到声音，等在洗手间门外的那个斯塔西把头探进来，问他是不是准备好去开会了。瓦西里吼了一句“滚开”，那人识趣地闭了嘴，缩回去了。瓦西里知道自己在东柏林的名声，斯塔西们背后嘲笑他像只坏脾气的老狮子，喜欢吼叫，牙齿却掉得差不多了。

而且菲利克恰好在最坏的时候拔掉了他最后一颗牙。

他闭上眼睛，试图回忆最近一次见到菲利克时的情形，然而他疲惫的大脑仍然沉湎在十九年前的夏天里，从箱底翻出了阳光下闪烁亮的小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那里游泳，当然谁都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菲利克从浅滩上来，滴着水，现瓦西里正盯着他看，笑起来，又脸红了。“菲利克”在他心目中始终是容易害羞的小老鼠，听话，安静，需要瓦西里的保护。但菲利克早就不叫菲利克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他的工作名是彼得，克格勃内部流通的文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彼得·奥辛”。即使在第一总局里，知道这位“彼得”真名实姓的也只是少数。只有瓦西里私下里还在用他儿时的名字称呼他，菲利克并不阻止，但每次都显得有些尴尬，好像被错认成另一个人一样，好像“菲利克”是他急着丢弃的一件旧衣服。

信紧贴着胸口，像一块烧红了的木炭。瓦西里很确定菲利克此刻已经死了，躺在哪条污水横流的小巷里，太阳穴上有个血肉模糊的弹孔。就算他暂时还活着，那也活不了多久了，大半个欧洲的克格勃狼犬都在搜捕他。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他的菲利克早就死了，不是突如其来的谋杀，而是天长日久的蚕食，直到最后只剩下“彼得”。

瓦西里摇摇头，重新拧开水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胡乱用袖子擦了擦，禁止自己再想菲利克。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东柏林危在旦夕，就像即将崩溃的堤坝，如有必要，瓦西里决心一个人挡住洪水，而且他已经迟到了。

第1o章

瓦西里是在197o年年底“进入旷野”的，这是情报学院毕业生之间的一个玩笑，意思是外派到铁幕另一边去，在笼子里打闹了这么多年，总算要被放出去跑个够，虽然后腿上还绑着克格勃长长的锁链，但好歹是出去了。他才刚离开学校四个月多一点，要是他爸爸不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也许还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外派的机会。

总部保持了一贯遮遮掩掩的鬼祟作风，提早好几个星期安排他拍照片，没说为什么。出前一天才通知他，只给他留了十二小时收拾行李。他没来得及告诉菲利克，后者已经回到学校去了，打电话太冒险，要经过情报学院的审查员，而且还会留下书面记录。自从在菲利克家里现窃听器之后，他就对电话、台灯、碗橱和衣柜产生了全新的怀疑。瓦西里写了封没有署名的短笺，本想交给尤莉娅寄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借口出去抽烟，偷偷把那张纸烧掉了。

贴在护照上的签证是奥地利的，瓦西里原本以为自己会在维也纳的使馆里工作，事实上却被关在好几条街外的一家油腻腻的熟食店里。一楼是作为幌子的店堂，有一排落满灰尘的货架和一个塞满火腿和干肠的玻璃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卖放了冰块的基尔酒。二楼是克格勃的情报站，一个长霉的密室，堆满窃听设备和无线电射装置，要到这里来还得先上阁楼，通过地板上的一扇暗门爬下来。大多数时候只有瓦西里一个人在里面，戴着耳机，监听一个西德外交官。当地外勤在他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窃听器，瓦西里裹着大衣，在这个没有暖气的老鼠洞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咳嗽声，皮鞋在硬木地板上的敲击声，打开酒瓶的叮当声，婴儿号哭，模糊的谈话，一天十几个电话，打给修车行，打给肉店，打给保姆，打给餐厅，餐厅又打回来——“11号晚上七点半，五位客人，对吗先生？需要订酒吗？”——打给大使馆，使馆打回来，换了加密线路，听不见了。瓦西里揉搓冻僵的手指，一字不落地抄下他能听见的每一段对话，翻译成俄语，锁进一个特制的红色铁箱里，留给夜班报员加密，回莫斯科。

克格勃根本没给他机会好好看看铁幕后面的世界，瓦西里和其他外派人员一起住在一栋19oo年建成的木石结构房子里，因为鼠患猖獗，所有人轮流喂一只行踪飘忽的黑猫。本应留给门房的位置长年坐着警卫，虽然穿着便服，但神情看起来就像克里姆林宫门口的卫兵。出入登记，晚上九点之后禁止外出。瓦西里每天按固定的路线步行去熟食店，晚上原路返回。这和学校里教的反侦查手段完全相反，要是有人在观察他，不出两天就能推断出熟食店是克格勃的窝点。瓦西里本想指出这个安全漏洞，但很快就惊奇地现驻扎在维也纳的情报机构互相知根知底，中情局很清楚这家熟食店有问题，克格勃也早就知道直线距离五百米外一家买卖二手乐器的店是美国人的情报站。西德和东德也各自在使馆以外设立了小小的鸟巢，安置那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记者和贸易代表。

来到维也纳的第三个月，瓦西里总算得到半天休假，破天荒地离开固定路线，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逛了一圈又一圈。他刚开始还担心情报站会派人盯着他，最后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像他这种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鱼，保密等级太低了，克格勃根本不关心他去哪里，只要在规定时间回去就可以。临近傍晚，瓦西里跳上电车，在低垂的冬日阳光里穿过这座奥地利城市的街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沿街的招牌，整个莫斯科的商店加起来，卖的东西恐怕都没有这里半条街的多。人们在冷风里低着头走路，怀里抱着颜色各异的纸袋，塞着奶酪和面包。一个骑单车的中年女人从三条交错的电车轨道中间穿过，背着小提琴盒，冷风吹起她的头和灰色长大衣。瓦西里好奇他们都在想什么，铁幕在这里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菲利克也许会很喜欢这里。

他赶在书店关门之前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寄给尤莉娅，一张给菲利克，这样在审查员眼中会显得没那么可疑，只是哥哥给妹妹寄一张漂亮画片而已，顺带也给邻家好友一张，正常不过。他用邮局柜台提供的漏水钢笔给妹妹写了一句干巴巴的“带着爱，瓦西里”，然后对着剩下的那张空白明信片呆，直到柜台后面那个头花白的雇员温和地提醒现在离下班只剩五分钟了，瓦西里才匆忙写下一句话，把明信片塞进邮筒里。

这次休假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调走了，这次是去东柏林。于是在1971年初夏，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那堵难看的水泥墙。这时候东西德已经被隔开整整十年。比起明亮的维也纳，东柏林就像地图上一团糊开的灰色颜料，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连雨也是铁灰色的，一辆疲惫的伏尔加轿车把他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参赞从机场送到大使馆，一路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溅起积水。瓦西里不由得思忖这种难看的汽车怎么无处不在。街道空荡荡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像淋得透湿的老鼠那样窜进隧道里。

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热情好客，负责接待他们的斯塔西雇员带着新来的莫斯科客人到其中一个哨所去了。卫兵立正敬礼，面无表情，但瓦西里能看到挂在哨所办公桌上方的月历，那上面印着半裸的泳装模特。因为下着雨，军犬没有外出巡逻，趴在椅子下面呼呼大睡。现瓦西里盯着狗看，卫兵笑了笑，叫了一声狗的名字，让它过来。

“小卷饼很了不起，长官，他抓住了两个罪犯。”

“他们干什么了？”瓦西里并没有军衔，但他不打算纠正卫兵的称呼。

“非法翻越围墙，长官，一男一女，差点就成功了，小卷饼咬住了女人的腿。”

“男人呢？”

卫兵耸耸肩：“我们埋了很多地雷。”

瓦西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不回答。三个访客走过了哨所，沉默不语，在雨中仰望那堵把世界一分为二的水泥墙。

“很了不起，不是吗？”那个斯塔西问，挤出微笑，他有一头细钢丝般的短，脸上的神情表明他是个习惯逢迎讨好的人，尽管瓦西里年纪比他小得多，但这人还是做好了拍马屁的所有准备。

确实是了不起的监狱。瓦西里差点说出口，及时制止了自己。他是不是和菲利克待在一起太久了，以至于沾染上了一些危险的想法？墙比瓦西里想象中更高，插满碎玻璃的顶端那么宽，可以在上面举行血淋淋的竞走比赛。墙后面是埋了地雷的无人区，然后又是另一堵高墙，把西德和支撑着它的美国人挡在后面，又或者说把东柏林关在里面，取决于人们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件事了。瓦西里很明白菲利克会选哪个角度。

他隔着制服外套碰了碰放在内袋里的打火机，假装是在抹掉溅到衣服上的雨滴，暗自决定回去莫斯科之后一定也要给菲利克一份礼物，像这个打火机那样不起眼的，让菲利克带在身边，就像某种抵押品，兑换所有那些没说出口的承诺。菲利克收到明信片了吗？瓦西里想象他把那张印着美泉宫的硬纸片夹在书里，放在床头。瓦西里留在他身上的瘀青肯定都已经消退了，就像菲利克给他的吻痕也早就不见了，但瓦西里偶尔还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一种小小的刺痛，像针尖，像微弱电流。

“……就在那上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个斯塔西说。

瓦西里回过神来，完全没听见对方上半句话说了什么，只好借口说抽烟，走开了，留下新来的参赞和斯塔西继续闲聊。雨没那么大了，柔软的水珠偶尔滴在鼻尖上，像融化的砂糖，粘粘的。瓦西里没有抽完那支烟，烧到一半就扔进积水里，走回哨站。三人踩着泥水回到车上，到苏联大使馆去，套在大型监狱里的小型监狱。

他在东柏林的工作比在维也纳更枯燥无味，当地情报站需要一个德语熟练的人来为外勤准备假文件，所以瓦西里每天都在写字台旁边呆着，各式纸张和墨水放在手边，往假造的档案上填杜撰的日期和工作经历。每两周一次，他可以打电话回家，拿起听筒的总是尤莉娅。兄妹俩话题不多，这边问问父母，那边敷衍地回答几个字，放下电话的时候两边都松一口气。瓦西里等了一个月，才找准机会在尤莉娅挂电话之前漫不经心地问起菲利克，妹妹哼了一声，手指敲打着话筒，一阵嗒嗒声通过无线电传来，像山崖上滚落的石子。

“他没回来。”

“整个夏天都没回亚森捏沃？”

“应该是吧，我好久没见过他了。”

瓦西里想继续追问，但这样会惹人生疑，而且尤莉娅多半也不知道答案。他引开了话题，两人索然无味地聊了一会芭蕾舞和爸爸的风湿病，挂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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