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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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松开安德烈的手，“是一份很困难的工作吗，当个间谍？”
“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困难’。”
“汉斯做的事能损害斯塔西吗？以什么方式都可以。”
从他的措辞听来，斯塔西仿佛是个人，一个能够被击伤的具体仇恨对象，而不是庞大而责任分散的机关。安德烈点点头：“能。”
“我能代替他吗？”
这正是安德烈想听的话，但现在还不是下手捕捉“麻雀”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捕捉”，要推开他，看看小鸟会不会主动飞回来，要求到笼子里去。“这不是个好主意，太危险了，你哥哥也不会同意的。”
“我不害怕。”
“我知道。”安德烈冲他笑了笑，“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不像其他工作。”
“斯塔西为什么能做这种事而不受惩罚？这不对。”
“你很愤怒，莱纳，现在不是下决定的好时候。”
“什么时候才是？再等一个星期？汉斯已经，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到底在哪里？我能埋葬他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要去找斯塔西。”
“那我就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莱纳不再说话，俯下身，额头顶着交握的双手。安德烈以为他会哭，但实际上并没有。汉斯极少谈起莱纳，安德烈之前误以为这对兄弟并不亲密，现在看来更像是汉斯在保护这个弟弟，把莱纳放在军情六处无法触及的地方。可以理解，但安德烈有任务要完成，他拍了拍莱纳的肩膀，让年轻人抬起头来。
“听着，你现在要做的是回家去，彻底忘记这件事，好吗？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答应过汉斯，如果他生意外，我会照顾你。”汉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反正莱纳已经没有机会确认了，“我当然不可能替代真正的兄弟，但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来找我，不要再去‘麻雀’咖啡厅，斯塔西长期监视那个地方。到西柏林去，找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联邦邮政，跟接线员说你要寄一封‘去法国的挂号信，但是写着地址的纸被水泡了，门牌号化开了，不过姓名是清楚的，能寄到吗？’。必须按照这个顺序讲，好吗？去法国的挂号信，没了门牌号，但名字很清楚，重复一次给我听。”
“一封去法国的挂号信，但是地址泡了水，看不清门牌号，但名字是清楚的。然后问能不能寄到。”
“正确。很好，他们听到之后就会转接给我，如果我刚好不在，就留个口信，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找我，我会找你。”
“好的。”莱纳声音微弱，看起来有些恍惚。
“回家去吧。”安德烈把他拉起来，整理了一下莱纳的外套，“忘了汉斯，也忘掉我们今晚说过的话，好好生活。”
莱纳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摇摇头，脚步沉重地离开客房。门的铰链定时上油，开的时候没有声音，但老旧的地板就没有办法了。再轻的脚步也会引起一连串刺耳的嘎吱声，安德烈听着莱纳走下楼梯，踱到窗边，拉开布帘，看着汉斯的弟弟独自穿过路灯和路灯之间的丛丛阴影，没有人跟踪他，街道空荡荡的。莱纳拉紧了外套，弓着肩膀，背影很快就被建筑物挡住，看不见了。小麻雀已经放回森林里了。
第五章
沃格尔家的父亲，理查德，七岁那年被送去当木匠学徒，十六岁就开始在家具作坊里帮忙。他很擅长做衣柜和斗橱，今天的周日旧货市场里说不定能找到沃格尔先生做的雕花橱柜。和许多古典小说情节一样，他最后娶了木匠师傅的女儿，准备继承家具作坊。沃格尔夫妇的长子汉斯1924年出生。第二个孩子是女儿，葛楚德，未满一岁就因为白喉夭折了。到了193o年秋天，最小的儿子莱纳再次把他们变成一个四口之家。
不管从什么角度观察，木匠沃格尔一家都是平凡的普通市民，平凡程度甚至低于均值。年轻的沃格尔先生和太太都不关心家门外的世界，街上大吵大闹的青年团成员？不了谢谢。被纵火的犹太教堂？那是别人的事。兴登堡总统？国会选举？一个坐过牢但不知为何霸占了德国权力高地的油漆匠？谁有空看这些麻烦事呢。只要桌上还有面包，家具店还接得到订单，木匠沃格尔先生就可以快活地过他的平凡日子。
木匠沃格尔去世的那天是个湿漉漉的春日。他开着借来的车运送一个刚做好的衣橱，那是个漂亮的衣橱，橡木做的，打磨得像镜面一样光滑，购买者的姓名字母缩写藏在鸢尾花浮雕里。一对富有的夫妇订造了这个衣橱，要求送到度夏用的乡间大宅。
衣橱最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汽车被过路人现的时候，侧翻在森林里，不远处是公路的转弯处，木匠和同去的雕刻师已经没有呼吸了，橡木衣橱被甩出车厢，撞上了一棵树，摔裂了。警方调查开始得很慢，结束得很快，毫无疑问，车在转弯的时候打滑，顺着满是泥浆的斜坡滚进树林，司机和乘客也许没有当场毙命，但从伤势看来，就算当时马上送医，活下来的机会也不大。
沃格尔太太卖掉了家具作坊和里面的设备，搬到了日后将会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利滕贝格，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住进一间更小的公寓，靠父母和丈夫留下来的一点积蓄度日，偶尔做些缝纫之类的零工。战争开始之后生活反而好过了一些，母亲到工厂里缝制士兵制服，汉斯参加了国防军，纯粹是为了那份固定的薪饷。随着德国在海外节节胜利，他们得到的好处更多了，几乎每个月都能分到整箱的食物和酒，有时还有肥皂、布料和巧克力。普通人的好日子仿佛再次回来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又被击碎了。盟军投下来的炸弹在稍远处爆炸，摧毁了面包店，炸开了沃格尔家朝向街道的那面墙，满地狼藉，客厅里全是碎玻璃和砖块，父亲亲手做的橱柜被弹片打穿，留下一个足以放进拳头的大洞。汉斯两周前被调去守卫郊区的一个军火库，至今没有回来，无法确定是不是还活着。母亲和莱纳收拾了稍微值钱的东西，在火车桥的桥洞下睡了几个星期，那里拥挤不堪，满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从自己家里逃出来，有的抱着匆匆抢救出来的微薄财物，有的只有一张旧毯子，所有人都一脸尘土，眼神呆滞，好像从梦里惊醒，现自己一脚踩进更深的噩梦里。
汉斯终究还是回来了，深夜里，怕得抖，像只老鼠。他穿着一件捡来的衬衫，上面染着喷溅状的血迹，散出粪便和腐肉的臭味。因为害怕被盟军士兵认出，他早就扔了国防军制服，尽管母亲没有说什么，但两个儿子都能看出她始终没有原谅这个举动。沃格尔一家回到了损毁的公寓里，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把帆布和床单挂在墙壁本应该在的地方，勉强应付，直到苏联人领着工程师来拆除了危房，把他们重新安置到匆忙建起的水泥盒子里为止。
母亲和汉斯之间隐隐约约的矛盾在汉斯决定去德意志邮政工作的时候彻底露出了血淋淋的裂口。沃格尔太太把柏林的占领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视作绝对的仇敌，禁止汉斯和这里面的任何一方扯上关系，而汉斯完全不能理解母亲的想法，他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苏联人能带来这种生活，那也无所谓。十五岁的莱纳夹在他们两个中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避免同时受到双方的叱责，只好躲起来。
汉斯是在1949年圣诞节前搬走的，事先没有预兆，某个早上忽然就提着箱子走了。这间逼仄昏暗的公寓里就只剩下莱纳和母亲。莱纳开始问一些以前不敢开口的问题，关于父亲，战争，柏林，汉斯在战时做的事。母亲不愿意谈论这一切，话题一旦越过1945年的界线，她就声称头晕，要到卧室里躺下。
母亲的房间现在空着。她去世之后，莱纳就没有进去过，更别说收拾遗物了。他打开灯，在门口站了一会，目光落在黄的床单上，然后是梳妆台上的饰盒和梳子，椅子上放着没看完的书，一截用作书签的明黄缎带从页间露出。母亲喜欢读书，汉斯却完全相反。莱纳关上灯，脱掉外套，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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