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4章 瓦尔德堡的账簿（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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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五章：佃农管理。租地契约范本、收租标准（按地肥瘦分等）、农具借贷制度、新户入籍规矩。
附录：三年全部账册的汇总表。
杨安远把《纪要》递给玛格丽特。她接过来，翻到中间，看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数字，又翻到背面——封底内侧贴着一张小画，是她去年秋天画的：老橡树、坡上的豆田、远处的溪流，还有石屋的烟囱。画得很拙朴，但颜色是她用捣烂的草叶和泥土调的。
“画得不好。”她有些不好意思。
“留着。”杨安远说，“以后再看，就知道这时候的瓦尔德堡是什么样。”
当天下午，杨安远带着格奥尔格——那个新来的佃农小伙子——去了溪沟边的那块休耕地。休耕地一亩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杨安远教格奥尔格怎么沤绿肥：先把杂草割倒，铺在地里，再盖上一层薄土，然后浇上人畜粪尿，最后用湿泥封起来，让其在夏日的高温下腐烂酵。
“沤足两个月，八月份翻开，地就肥了。”杨安远用脚跺了跺地面，“九月种冬小麦，苗出得壮。”
格奥尔格二十出头，是从北边逃荒来的，身子骨结实，但种地手艺糙。他蹲在旁边，睁大眼睛看着杨安远的每一个动作，不时点点头。他没有老汉斯那么多话，但手快，学东西也快。
“少爷，为啥非得种大豆？”他问，“种麦子多实在，能磨面。”
“大豆不跟人争口粮。”杨安远直起腰，“但大豆根上长着瘤子——你挖出来看过没有？那些瘤子里住着细小的虫，能把地里的空气吸进土里，让土变肥。今年种大豆，明年种小麦，麦子就能多收三斗。连续三年种麦不轮作，地就累了，再撒多少肥也不管用。”
格奥尔格似懂非懂，但他记下了。这个少爷说话不快，也不大声，但每句都有分量。瓦尔德堡的佃农们私下里说，杨少爷不像个骑士领主，倒像个老庄稼把式——还是那种读过书、会算账的庄稼把式。
傍晚时分，九户人家陆续来到老橡树下。杨安远让玛格丽特把晚饭搬到石凳上来——一大锅豆粥、一篮子黑面包、几条腌鱼。佃农们各自带着自家的木碗和勺子，围坐在树下。老汉斯来得最早，占了一个背风的位子。约翰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小约翰只有十四岁，已经能顶半个劳力了。新来的格奥尔格坐在最边上，有些拘谨。
杨安远站在石凳上，展开一张大羊皮纸。那是明年的轮作表，他已经用尺子和炭笔画好了，四块地、四年轮回、每种作物的具体安排，一目了然。
“明年，”他指着图纸说，“甲块地——今年种大豆的坡腰地——休耕，压绿肥。乙块地——今年种小麦的坡顶地——改种大豆。丙块地——今年的麦茬地——种冬小麦。丁块地——坡底靠近溪流的——继续休耕，养草。”
佃农们伸长脖子看。大部分人不识字，但他们看得懂图纸上的色块——杨安远用烧过的树枝灰在地块上涂了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作物。
“豆种还是‘大粒黄’，种子从今年的收成里留，每亩下种一斗二升，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互相抢肥，少了地力浪费。春雨一下就要抢播，不等地干透，湿了就要下种。”
“少爷，”老汉斯举手，“我家那八亩地，明年是豆还是麦？”
“你家甲块三亩改休耕，乙块三亩改大豆，丙块两亩种麦。详细的分块图，明天让格哈德贴到村口。”
“铁犁头呢？今年借的两把，刃口都钝了。”约翰问。
“后天格哈德回盛京，把钝的犁头带回去换新的。汉斯师傅那边早就备好了。”
问答持续了半个时辰。杨安远每答一个问题，就在图纸上做一个小记号。最后，他把图纸卷起来，交给玛格丽特。
“吃饭。”他说。
九户人家端着碗，在老橡树下稀里呼噜地喝粥。没有酒，杨安远不提倡瓦尔德堡的佃农在农忙时节喝酒。但豆粥煮得稠，里面加了腌肉丁和盐，味道比大多数佃农家里的饭食要好。小约翰喝了两大碗，额头上冒出了汗。
太阳落到西边的山脊后面去了，天光变成了淡紫色。老橡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投到坡底。归巢的鸟在树冠里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有晚风从溪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腥味。
杨安远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只空碗，目光落在坡上的大豆田里。豆秧在暮色中变成了一片深灰色的剪影，但叶子还在轻轻颤动。他想起三年前他第一次来瓦尔德堡时的情景——那时候只有七户佃农，田地荒芜，老橡树周围全是杂草。玛格丽特的账册只有薄薄一本，记的是陪嫁骑士领的糊涂账。
现在不一样了。九户人家，四块轮作地，三本厚厚的账册，还有一本他自己写的《纪要》。他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治理有方，但他知道，今年秋天的租子收上来之后，瓦尔德堡的仓里能余下二十石粮，足够应付一场小规模的灾荒。
玛格丽特在石屋里点亮了油灯。窗口透出昏黄的光，在院子里投下一个方方的亮块。她开始誊写下一年的账册——新的木封皮，里面空白纸页散着淡淡的羊皮味。
送《纪要》的伙计是第二天一早出的。那是瓦尔德堡的一个半大小子，叫库尔特，十六岁，骑一匹矮马，鞍袋里用油纸包着那叠厚厚的羊皮纸。杨安远站在老橡树下目送他。库尔特的马沿着溪边的石板路往北走，拐过一个弯，消失在一片白杨树丛后面。
玛格丽特在窗口喊他回去吃饭。杨安远又站了一会儿，看着库尔特消失的方向。坡上的麦茬地在晨风中泛着金色的波浪，大豆田的叶子还挂着昨夜的露水，亮晶晶的。
三天后，盛京。
格哈德把《瓦尔德堡农事纪要》交到杨保禄手上时，杨定军正好也在藏书楼。杨保禄翻开第一页，看的是杨安远写的总述——字迹不算漂亮，但清楚有力，每个字都写得横平竖直，像用尺子量过。他翻到中间的数据表格，用手指顺着数字一行行滑下去，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算。
杨定军站在旁边，也凑过来看。他翻到“大豆专述”那一章，仔细看了一遍株高、分枝、虫情的记录，又翻到“气候与降水”部分，看了看三年的雨量估算。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眼神比看普通文书时多停留了一会儿。
“这小子，把种地当成了做实验。”杨保禄说。
“跟他爷爷一个样。”杨定军说。
杨保禄把《纪要》合上，走到墙角的樟木箱子前。箱子里放着杨亮留下的五十六本笔记，最上面是《杨氏技术纪要》的四卷。他把手里的《瓦尔德堡农事纪要》放在技术纪要旁边，两摞纸并排躺着——一摞是黑色的粗字，一摞是杨安远工整的细字。
“第三代写的第一本农事纪要。”杨保禄说，声音不高，像是在对箱子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咱们父亲写笔记，咱们写技术纪要，现在这小子也开始写了。”
杨定军走过来，伸手翻了翻《纪要》的封底，看到了玛格丽特画的那幅小画。老橡树、豆田、溪流、烟囱。他盯着画看了片刻，然后轻轻把纸页合上。
“画得不好。”他说。
“留着。”杨保禄说，“以后再看，就知道那时候的瓦尔德堡是什么样。”
傍晚，杨保禄去了码头。老乔治正在指挥工人给一条去科隆的船装货，见杨保禄过来，点了点头。杨保禄没有说话，只是站在栈桥尽头，看着河对岸瓦尔德堡的方向。
晚霞把河水染成了一条紫红色的带子，水面上有几只归巢的水鸟掠过，翅膀尖在水面上点出一圈圈细小的涟漪。第三水力工坊的烟囱还在冒烟，但铁齿轮的声音在暮色中变得柔和了，像是一种低沉的背景音。
杨保禄把手里的货单折好，塞进怀里。他想着《纪要》里那些数字：亩收两石一斗、大豆七寸高、九户人家、二十石余粮。这些数字不大，比不上盛京工坊一天的产布量，比不上科隆航线一船货的价钱，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一粒一粒数出来的，一寸一寸量出来的，一天一天熬出来的。
他转身朝内城走去。码头上，船工们还在忙碌，木桶在甲板上滚动的声音沉闷而规律。远处，北岸瓦尔德堡的方向，老橡树在暮色中只是一个模糊的黑点，但杨保禄知道它在那里，树下有九户人家的灯火，有一本厚厚的账册，还有一片在夏风里轻轻颤动的大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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