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夺命谣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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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24日，上海卢湾区斜土路的凌晨带着夏末特有的湿凉。凌晨4点半，天刚蒙出一层灰白，弄堂里的露水还凝在青石板缝里，垃圾桶旁的煤炉刚冒出第一缕淡蓝的烟，就被一声惨烈的尖叫劈得粉碎。
“杀人啦！”
那声音像被掐住喉咙的猫，尖得能刺破晨雾，裹着绝望的颤音在弄堂里窜。最先冲出门的是张阿婆，她一手攥着煤炉的火钳，一手揉着惺忪的眼，刚拐过自家门柱就僵在原地——徐家那扇朱红色的木门敞着，门槛上淌着黑红的血，顺着青石板流到墙角，在露水地里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痕迹。
徐树祥和她母亲倒在血泊里，徐树祥的清洁帽掉在一旁，帽檐上还沾着几片没扫完的梧桐叶；她母亲手里攥着半根没织完的毛线，线团滚到斧头边，被血浸成了深褐色。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的斧头还滴着血，斧刃上的寒光映着他扭曲的脸——正是徐树祥的前夫，郭巧娣。
“别让他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里突然冲出三个大汉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隔壁纱厂的李师傅，还有卖菜的张师傅。王师傅一把拽住郭巧娣的胳膊，李师傅从后面抱住他的腰，张师傅趁机夺下斧头，“哐当”一声扔在地上。郭巧娣挣扎了两下，突然瘫软下来，嘴角开始冒白沫，眼睛往上翻。
这时有人指着墙角“那是什么？”众人看过去，只见一瓶打翻的敌敌畏躺在那里，农药味混着血腥味，呛得人直咳嗽。“他是来同归于尽的！”张阿婆往后退了两步，声音颤，“造孽啊，好好的一家人……”
死者徐树祥，生于1957年的上海。她是徐家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生她时已经42岁，算是高龄产妇，奶水本就不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徐树祥从小就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能看见骨头。
三岁那年，徐树祥了一场高烧，烧得人事不省。父亲徐根生是纱厂的挡车工，连夜推着自行车，把她抱到瑞金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脑子就烧坏了。虽然后来烧退了，但徐树祥的育明显比别的孩子慢——五岁才会完整说话，七岁上小学时，个头比同班同学矮半个头，跑两步就喘得厉害。
上学后的徐树祥，成了班里最“扎眼”的学生。因为个子矮，老师把她安排在第一排，可即便盯着黑板，她也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语文课文读三遍还记不住，数学题更是算得一塌糊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同学给她起绰号“小矮子”“笨丫头”，体育课上没人愿意跟她一组，跳绳时她总被绳子绊倒，引得一片哄笑。
徐树祥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旁，陪着她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母亲就用火柴棍摆算式，一遍遍地教；语文课文，母亲就逐字逐句地念，让她跟着读。可徐树祥的脑子像生了锈，再怎么教，成绩还是上不去。
“妈，我不想上学了。”初中毕业那年，徐树祥把成绩单摔在桌上，眼泪砸在“不及格”的红叉上，“我不是读书的料，不如去干活。”父母劝了她好几次，说“女孩子有文化才好嫁人”，哥哥姐姐也帮着劝，可徐树祥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
辍学后，徐树祥开始找工作。可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又没文化，跑了十几家工厂，都被拒之门外。有的工厂说“我们要能扛活的”，有的说“你这身体，干不了重活”。徐树祥每次回家，都耷拉着脑袋，母亲看着她的样子，偷偷抹眼泪。
后来，母亲托了远房亲戚，终于把徐树祥塞进了徐汇区清洁管理站，做了一名清洁工。报到那天，母亲特意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叮嘱道“好好干，别让人看不起。”徐树祥攥着衬衫的衣角，点了点头。
刚开始，徐树祥很排斥这份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推着沉重的清洁车，扫着满街的垃圾。夏天，太阳一出来，柏油路就像烤炉，她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手冻得红肿，握不住扫帚。更让她难受的是，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说“清洁工没出息”。
有一次，徐树祥在扫街时，遇到了初中同学。那同学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挎着皮包，看到她就皱起眉头，故意绕着走。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可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渐渐地，徐树祥现，这份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糟。清洁站给每个工人划分了负责区域，她负责的是斜土路一段，每天只要把自己的区域扫干净，就能准时下班。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埋头干活就行。
每天凌晨，徐树祥推着清洁车，沿着斜土路慢慢扫。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和卖早点的摊贩。卖豆浆的王师傅会跟她打招呼“小徐，早啊，要不要来碗豆浆？”徐树祥笑着摇摇头“不了，我得赶紧干活。”有时候，她会在扫街时捡到一些硬币，虽然不多，但她会攒起来，给母亲买点心。
工作稳定了，可徐树祥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徐家的心病。二十多岁的姑娘，在8o年代的上海，早就该谈婚论嫁了。可徐树祥个子矮，又没文化，还是个清洁工，介绍了十几个对象，都黄了。
有一次，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纱厂的工人，长得高高壮壮的。两人约在人民公园见面，那工人一看到徐树祥，就露出嫌弃的表情，没聊几句就说“我妈说，你这身高，以后生小孩会受影响。”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白了，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介绍的是个个体户，家里条件不错。可那人一听说徐树祥是清洁工，就说“我家好歹也是做生意的，你一个扫街的，跟我不般配。”徐树祥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一次次的相亲失败，让徐树祥渐渐失去了信心。“妈，我不嫁了，这辈子就跟你们过。”她跟母亲说。母亲叹了口气，说“傻丫头，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等我们老了，谁照顾你？”
1983年，徐树祥27岁。这年冬天，母亲又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名叫郭巧娣，是上海港务局的装卸工人，跟她同岁。
“人家条件不算好，但人老实，你见见吧。”母亲劝道。徐树祥本不想去，可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还是点了点头。
两人约在人民公园附近的“老上海阳春面”馆见面。徐树祥到的时候，郭巧娣已经到了，穿着一件洗得白的蓝色工装裤，上衣是一件灰色的劳动布外套，头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看到徐树祥，郭巧娣赶紧站起来，有点紧张地说“你好，我是郭巧娣。”
徐树祥坐下后，郭巧娣赶紧叫服务员，点了两碗阳春面，还加了两个荷包蛋。“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先点这些，不够再点。”他说，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搓手。
吃饭的时候，郭巧娣话不多，但很实在。他说自己是农村来的，父母都在乡下，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他在码头当装卸工，虽然累，但工资还不错。“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好好干活，好好对人。”郭巧娣看着徐树祥，眼神很真诚。
徐树祥看着他，心里有了一丝悸动。之前的相亲对象，不是嫌弃她的身高，就是嫌弃她的工作，可郭巧娣没有。他说话很诚恳，没有花言巧语，反而让她觉得踏实。
“我是清洁工，每天扫街，你不嫌弃吗？”徐树祥小声问。
郭巧娣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嫌弃啊，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你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很光荣。”他顿了顿，又说“我个子也不高，跟你差不多，咱们挺般配的。”
徐树祥听了，忍不住笑了。那是她相亲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见面。郭巧娣每次休息，都会约徐树祥出来。有时候，他们会去人民公园散步，郭巧娣会给她讲码头的趣事；有时候，他们会去看电影，郭巧娣会提前买好票，还会带一包瓜子；有时候，郭巧娣会去徐树祥家，帮着干家务，陪徐树祥的父母聊天。
徐树祥的父母很喜欢郭巧娣，觉得他老实本分，对徐树祥也好。母亲跟徐树祥说“小郭是个好孩子，你别错过了。”
徐树祥也觉得郭巧娣不错。他虽然话少，但很细心。知道徐树祥早上起得早，他会提前买好早点，送到她家门口；知道徐树祥冬天手冻得疼，他会买一副手套，偷偷塞给她；知道徐树祥喜欢吃苹果，他每次来都会带一袋。
三个月后，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两人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轰轰烈烈的婚礼，只有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徐树祥穿着母亲给她买的红色连衣裙，郭巧娣穿着新的中山装，两人站在一起，虽然不显眼，但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婚后，两人租了一间小房子，就在卢湾区斜土路附近。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米，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没什么空间了。但徐树祥很满足，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做好饭，等郭巧娣回来。
刚开始的日子，很甜蜜。郭巧娣每天下班回来，都会给徐树祥带点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块糖，有时候是一朵花。徐树祥会给郭巧娣端上热饭热菜，听他讲码头的事。晚上，两人会坐在床上，聊聊天，或者看看电视。徐树祥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幸福。
可没过多久，甜蜜期就过去了，婚姻的矛盾开始显现。
郭巧娣在码头干的是重活，每天累得要死，回到家就想躺着。可徐树祥爱干净，总让他洗澡、换衣服，还抱怨他把脏衣服扔在沙上。郭巧娣一开始还忍着，后来就不耐烦了“我在码头扛了一天的包，累得要命，洗什么澡，明天再说。”
徐树祥听了，很生气“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郭巧娣说，语气很冲。
两人开始频繁吵架。徐树祥觉得，郭巧娣没有婚前那么有素质了，变得言行粗鲁，脾气也不好；郭巧娣觉得，徐树祥没有婚前那么温婉贤良了，变得斤斤计较，泼辣不近人情。
有一次，家里的盐用完了，徐树祥让郭巧娣下班回来买一袋。可郭巧娣忘了，回到家才想起。徐树祥很生气，说“这么点小事都记不住，你还能干嘛？”郭巧娣也火了“忘了就忘了，明天再买不行吗？你至于这么喋喋不休吗？”两人吵到半夜，徐树祥哭了很久。
更让徐树祥没想到的是，郭巧娣竟然隐藏了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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