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声绝响（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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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18日的肇东，已经冷得能哈出白气。四站镇坐落在松嫩平原的边缘，一条土公路穿镇而过，把镇子分成东西两半。东边是庄稼地，西边是住户，大多是土坯房，房檐下挂着串起来的红辣椒和玉米棒子。傍晚五点多，天就黑透了，只有镇中心的“帝王酒店”还亮着灯，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霜，能隐约看到里面划拳喝酒的人影。
没人知道，再过半小时，这条安静的土公路上，会溅满鲜血；那些此刻还在说笑的人家，会在猎枪的轰鸣声中，彻底碎成粉末。
东兴村的村口，姜立明的药店是最显眼的，不是因为大，是因为门口挂着块红漆写的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立明药店”。铺子就十平米，货架是用旧木板钉的，第一层摆着感冒通、去痛片，第二层是给牲口用的消炎针，第三层堆着几袋板蓝根，袋子上落了点灰。
姜立明今年22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说话声音小，跟人对视会下意识低头。他不是四站镇人，是三年前跟着父母从邻县迁来的，父母去世后，他就靠着这家小药店过活，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张兰，日子才算有了点奔头。
张兰每天中午会来送饭，大多是玉米粥和咸菜，偶尔会炒个鸡蛋。两人就在柜台后坐着吃，姜立明会给张兰夹一筷子鸡蛋，说“你多吃点，下午还要喂猪”。张兰总是笑，说“你也吃，看你瘦的”。
药店的生意不算好，但够糊口。镇上的人都知道，小姜的药比镇卫生院便宜，卫生院的感冒通卖五毛，他卖三毛五；卫生院的红霉素软膏卖一块二，他卖九毛。有人问他“为啥卖这么便宜”，他只会说“都是街坊，别赚太多”。
麻烦是从1995年7月开始的。那天下午，镇卫生院的院长侯晨清和副院长白慧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走进了药店。侯晨清五十多岁，头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白慧晨四十出头，脸上带着横肉，进门就往柜台边一靠，说“小姜，这药店你别开了”。
姜立明手里的记账本“啪”地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侯院长，我没犯啥错啊……”
“没犯错？”白慧晨冷笑一声，“你这药有正规手续吗？进货渠道合法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是非法经营！”
侯晨清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小姜，不是我们为难你。我有个朋友，想在这开家正规药店，你月底前搬出去，我们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不然，你这药得全扣了，还得罚钱”。
姜立明知道，这不是“为难”，是明抢。他的药确实没全办手续，镇上哪家小药店有全手续？可他不敢跟侯晨清硬刚，侯晨清是镇里的“大人物”，跟派出所的周守芳所长是拜把子兄弟，他一个外来户，怎么斗得过？
那天晚上，姜立明没睡觉。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货架上的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兰劝他“要不就搬吧，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他摇头“搬了去哪？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托邻县的表哥，进一批便宜药。表哥在哈尔滨做药材生意，能拿到“渠道货”。姜立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包括张兰的陪嫁钱，那是张兰母亲临死前留的，用红布包着，藏在床板下。
“立明，这钱不能动啊……”张兰拉着他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没事，”姜立明攥着她的手，眼神很亮，“这批药卖完，咱们就能多撑一阵，说不定侯院长他们就忘了这事了。”
9月12号，药到了。两大箱，用麻袋裹着，表哥雇了个三轮车送过来。姜立明连夜把药搬进店，打开一看，有治咳嗽的甘草片，有给小孩退烧的安瑞克，还有几盒头孢，都是镇上人常用的药。他心里松了口气，想着“这下能撑到年底了”。
可他没撑到三天。9月15号早上，周守芳带着两个民警，开着警车来了。周守芳四十多岁，满脸胡茬，腰间别着把77式手枪，进门就喊“姜立明，把你进的假药交出来”。
姜立明懵了“周所长，这不是假药，是正规药……”
“正规药？有手续吗？”周守芳一挥手，两个民警就把那两箱药抬上了警车。姜立明追出去，抓住周守芳的胳膊“周所长，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你不能抬走！”
周守芳甩开他的手，冷笑“这是侯院长举报的，你要找，找他去。”
姜立明去了卫生院，侯晨清不在；去了白慧晨家，白慧晨关着门，喊“别来烦我”。他站在土公路上，看着警车开远，突然明白过来。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他逼死。
那天晚上，姜立明喝了半瓶高粱酒，酒是散装的，辣得他嗓子疼。他红着眼对张兰说“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好过。”张兰以为他只是气话，抱着他哭，说“咱们别跟他们斗了，咱们走，去别的地方”，可姜立明没说话，只是盯着墙上的日历，手指在“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这三个名字上，一遍遍地划。
冯万海比姜立明大四岁，是四站镇土生土长的人。他家在镇子西边，一间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下雨的时候会漏。父母死得早，他带着弟弟冯万江和两个妹妹过活，最大的妹妹才十岁，最小的才六岁。
全家的生计，全靠一辆北京212吉普车。那车是二手的，绿色，车身到处是划痕，引擎盖还少了颗螺丝，是冯万海去年凑了五千块钱买的。他靠拉客挣钱，镇上到肇东市区，一趟十块钱；镇上到邻村，一趟五块钱。
冯万海是个实在人。拉着老人，他会帮忙把东西搬上车；拉着小孩，他会给颗糖；遇到没钱的，他会说“下次再给”。镇上的人都愿意坐他的车，说“万海心眼好”。
每天早上五点，冯万海就会把车开出来，停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等客。妹妹们会早早起来，帮他擦车；弟弟冯万江会去捡点柴火，中午给哥哥烧饭。冯万海会摸着妹妹的头，说“等哥挣了钱，给你们买新衣服”。
1995年1月8号，是冯万海人生的转折点。那天中午，他跟朋友曹学军、杨晓明去“帝王酒店”喝酒。曹学军家是开粮站的，有钱，穿得光鲜；杨晓明家是开小卖部的，也不差钱。三人点了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要了瓶高粱酒，喝得兴起。
邻桌坐着个叫李玉芳的青年，也是镇上的，跟曹学军以前有过矛盾。李玉芳喝多了，撞了下曹学军的酒杯，酒洒了曹学军一身。曹学军骂了句“你眼瞎啊”，李玉芳也骂了回去，两人就打了起来。
冯万海和杨晓明见状，也冲了上去。冯万海喝得有点多，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就往李玉芳头上砸，“砰”的一声，李玉芳当场就倒了，头上的血顺着脸往下流。
几个人都懵了。曹学军最先反应过来，说“快跑”，三人就往酒店外跑。
李玉芳被送到了肇东市医院，诊断为“重伤”，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他的家人报了警，周守芳带着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冯万海三人。
按规矩，致人重伤，得先刑拘，然后走司法程序。可周守芳没抓人，只是把三人叫到派出所，说“你们拿9ooo块给李玉芳看病，这事就算了”。
曹学军家里有钱，当天就拿了3ooo块；杨晓明也拿了3ooo块。可冯万海拿不出，他手里只有刚拉客挣的8o块钱。
“周所长，我真没钱……”冯万海蹲在派出所的地上，头埋在膝盖里。
“没钱？”周守芳踢了他一脚，“没钱就去借！三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不然就把你关起来！”
冯万海挨家挨户去借钱。他去了姑姑家，姑姑说“家里也穷”；去了舅舅家，舅舅说“你这是惹了大祸，我可不敢帮你”；去了邻居家，邻居说“万一你还不上，我咋办”。跑了一天，只借到5oo块。
三天后，周守芳又找到了他，说“9ooo块花完了，你们仨每人再拿7ooo块，不然李玉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都得坐牢”。
曹学军和杨晓明又交了钱，可冯万海还是拿不出。那天，他正拉着一个客人去肇东，半路上被周守芳拦下了。周守芳坐在警车里，说“冯万海，跟我回家取钱”。
冯万海开着吉普车在前头，警车跟在后头。快到家门口时，他心里慌了，家里根本没钱，回去也是白搭。他突然一打方向盘，跳下车就往玉米地里跑。
周守芳没追。他走进冯万海家，看到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看到三个瘦得像小猫一样的孩子，看到冯万江手里的糠窝窝，心里也知道冯万海确实没钱。可他没放过大车，直接把北京212开回了派出所，说“这车抵押，啥时候有钱，啥时候来取”。
车子被扣后，冯家彻底断了收入。冯万海白天躲在亲戚家的柴房里，晚上才敢回家。他看着妹妹们吃不饱饭，看着弟弟去捡别人扔的烂土豆，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疼。
更让他窝火的是，他好几次看到曹学军和杨晓明在镇上溜达，曹学军开着新买的摩托车，杨晓明手里拿着糖葫芦，有说有笑，仿佛那天的打架事件从没生过。
“凭啥他们交钱就没事，我没钱就要被抓？”冯万海坐在柴房里，手里攥着根木棍，把木棍都攥断了，“周守芳肯定收了他们的钱，把罪责都推到我身上！”
8个月后，冯万海的弟弟冯万江找到了周守芳。冯万江才16岁，个子不高，穿着洗得白的衣服，说“周所长，车是家里的，不是我哥一个人的，你把车还我们吧，我们要靠车吃饭”。
周守芳坐在办公桌后，抽着烟，说“可以，拿12oo块停车费，车就给你”。
冯万江东拼西凑，借了1ooo块。他把钱递给周守芳，说“周所长，剩下的2oo块，我们以后再给，你先把车给我们吧”。
周守芳把钱揣进兜里，说“差2oo块不行，啥时候凑够了，啥时候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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