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泥里生汽水棚下的初见（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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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二节
踏进巷口的那一刻，鼻腔里涌进的风都带着熟悉的甜意。砖缝里钻出的青苔吸饱了潮气，在灰砖上洇出深浅不一的绿；墙头上耷拉着的丝瓜藤缠缠绕绕，把夏末的阳光筛成碎金；拐角处油条大饼店的铁皮桶里，新炸的油条正“滋滋”冒油，香气混着煤炉的烟火气漫过来，像是无数双温柔的手，一下子把我从异乡的生涩里捞了出来。
空气裹着初夏的热意，却比任何地方都让人踏实——这里的风知道我小时候爬过哪棵老榆树，树干上至今留着我刻的歪扭名字；这里的石板路记得我光着脚丫追过哪只三花猫，雨后水洼里还能映出当年奔跑的影子；连街坊邻里隔着老远喊出的“木子”，都带着蜜一样的黏稠，比在小镇听到的任何称呼都熨帖。
第二天清晨，我攥着那张盖了红章的介绍信，站在化肥厂斑驳的铁门前。红砖墙上“安全生产”四个白漆大字褪了色，边角卷着皮，却依然透着时代的硬朗。行政科在办公楼一楼，陈科长抬头推眼镜时，我才认出他是陈近虎的父亲——那个总爱在校门口揪着迟到学生耳朵的男人。他镜片后的眼睛上下打量我的时候，我刻意挺直了背，没提半句“同学”的名分。自来熟的套近乎不是我的性子，哪怕这层关系或许能让日子好过些。
“去饮料部吧。”他在表格上划了个勾，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负责汽水，跟着老张师傅学。”
我后来才知道，他说的“老张师傅”，是个女人。
领汽水的房子在厂门口右侧，搭着个简易的帆布棚，水泥顶被太阳晒得滚烫，老远就听见此起彼伏的“拿票来”“两瓶橘子味”。带我来的干事朝棚子里喊了声“张姐，新来的临时工”，一个围着蓝布围裙的女人转过身来。
我当时喉咙里像卡了颗话梅，酸甜的涩意直往脑门上冲。她脸上浮着几块瓷白的斑，在黝黑的皮肤映衬下格外显眼，尤其是眼角那块，顺着皱纹的纹路铺开，像片被霜打过的枯叶。可她笑起来的时候，那些斑忽然就活了，跟着眼角的纹路一起颤，反倒添了种说不清的亲和。我那时候年纪小，见了这种不常见的模样，脚底板下意识地想往后缩，像撞见了什么新鲜又胆怯的事。
“叫我张师傅就行。”她声音倒挺亮，像浸了井水的铜铃，不像外表看着那么沉郁。手里的铁夹子“啪”地合上，夹起张汽水票往铁丝上一挂，动作麻利得像在表演。她打量我两眼，忽然往我跟前凑了凑，帆布棚的阴影落在她半边脸上：“你是李医生家的小子吧？住东头巷子口那个？”
我愣了愣，点头时脖颈的骨头都僵。她见我应了，眼睛弯得更厉害，眼角的白斑跟着动了动：“我就说看着面熟。你妈前阵子还来厂里换过汽水票，我给她留了两沓橘子味的，她说你打小就爱喝这个，夏天能抱着瓶子吨吨灌。”
这话像根细针，轻轻挑开了我心里那点拘谨。原来她认识我妈，还记着我这点孩子气的喜好。那天上午，她没让我碰任何东西，只指了指角落的竹椅：“坐着看，看会了再说。”我就坐在那儿，看她如何用铁夹子飞快地分类票根，如何把冰镇的汽水瓶擦得锃亮，遇到插队的工人，她从不硬顶，只扬着嗓子喊：“后面排队的师傅帮看着点哟，这小伙子手快，轮着来都有份！”她说话时总带着点笑意，那些瓷白的斑好像也没那么刺眼了，倒像是岁月在她脸上盖的特别印章。
天越来越热，车间里的工人渴得凶，窗口排起的队能绕到传达室。张师傅跟上面申请加人，第三天一早，一个瘦高个揣着介绍信进来，我抬头一看，差点笑出声——沈子平，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同学，他妈是总爱拖堂的语文老师。
“你们认识？”张师傅见我们俩对着瞪眼，手里的铁夹子顿了顿，票根在铁丝上晃悠。
“何止认识，”我拍了下沈子平的胳膊，他的白衬衫被晒得蔫，“当年抄作业都得看他脸色，他不点头，全班都得等着挨罚。”
沈子平脸一红，挠了挠头。他比小时候长开了，眉眼还是那么周正，就是说话依旧细声细气的，像怕惊扰了谁。
其实三个人管这个棚子，确实有点闲。张师傅主外，负责核对票子和递汽水；沈子平管开票，在本子上记着谁领了多少，字迹跟他的人一样工整；我多数时候就是在旁边看着，偶尔帮着搬箱空瓶。太阳毒辣的时候，棚子里的吊扇转得慢悠悠，风都是热的，张师傅会从抽屉里摸出块西瓜糖塞给我：“含着，润嗓子，省得喊哑了没人替你。”
下班前，她总让我往网兜里塞两瓶橘子汽水。“带回家给你妈，”她用围裙擦着手，蓝布上沾着点点水渍，“你这岁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自己也多喝点，别学那些工人师傅，总爱逞能喝凉水。”有次她看着我往自行车筐里放汽水，忽然说：“我儿子跟你一般大，个头比你还高一点，一米八了，模样跟你一样周正。”
我顺嘴接了句：“看张师傅的身板就知道，您儿子肯定壮实。”
这话没说错。她虽然不算矮，但骨架匀称，围裙系在腰间，能看出腰肢的曲线。尤其是站着递汽水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像株被风吹过的芦苇，看着柔韧，却有股子折不弯的劲，一点不像常年干粗活的人。
变故出在一个下午。那天云特别淡，像被太阳晒化了，柏油路被烤得冒热气，脚踩上去都黏。车间里的工人换班，棚子前排起了长队，汗味混着机器油味飘过来，闷闷的。我正帮着沈子平数票子，忽然听见张师傅喊了声“下一个”，抬头就撞进一双亮闪闪的眼睛里。
是个女工，穿件洗得白的蓝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晒得有点红，像涂了层淡胭脂。她辫子编得紧实，尾系着块红布条，风一吹就轻轻晃，像只停在辫梢的红蝴蝶。额前的碎头被汗濡湿了，贴在光洁的脑门上，倒显出几分俏皮。她递票的时候，手指在票面上轻轻敲了敲，声音像浸了凉水，清清爽爽的：“两瓶橘子的，麻烦了。”
我接过票的手顿了顿，不知怎么就多问了句：“今天这么热，不多领两瓶？”
她笑了，嘴角边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盛着点阳光：“车间里不让多带，说怕影响干活。”
“偷偷揣包里呗，”我拿起两瓶汽水递过去，瓶身的水珠沾在手指上，凉丝丝的，像触到了她的笑意，“我看王师傅他们都这么干，揣在后腰上，凉飕飕的，干活都有劲。”
她被我逗笑了，没接汽水，反而往窗子里探了探头，辫子上的红布条扫过窗台：“你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
“来了快半个月了。”
“我在包装车间，”她指了指厂区深处，那边竖着个高高的烟囱，“离这儿远，平时不怎么过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她站在太阳地里，红布条在辫梢晃来晃去，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她也没擦，就那么笑着听我说话，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催，喊着“快点快点，渴死了”，她才接过汽水，临走时回头冲我摆了摆手，红布条在空中划了个弧线：“明天我再来。”
她刚走，张师傅手里的铁夹子“哐当”一声砸在桌子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脸色沉得厉害，眼角的白斑像是凝了霜，没了平时的活气。“你怎么那么贱啊？”她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狠劲，像冰锥子扎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长这么大，还没人用这种词骂过我。我攥着手里的票子，指节都白了：“张师傅，您这话过分了。”
“过分？”她往前凑了凑，房顶的吊扇吹得她额前的碎乱动，“你知道她是哪儿人？江北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那时候本地人眼里，江北人就像贴了标签，穷、野、不讲理，是长辈们千叮万嘱要避开的群体，仿佛沾了边就会惹上麻烦。我看着张师傅眼里的急劲儿，像看着自家长辈护犊子，心里那点火气慢慢消了，反倒有点说不清的委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她笑起来挺甜的……”
“所以你就鬼迷心窍了？”她抢过我的话头，铁夹子在票本上重重一磕，“江北丫头片子精着呢，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哄得你晕头转向，最后卖了你都不知道！”
我没再吭声。知道她是好意，怕我吃亏，可那句“贱”字像根刺，扎在喉咙里难受。我是临时工，她是负责人，真闹起来，走人的肯定是我。沈子平在旁边低着头记账，铅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谁也没敢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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