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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总督朝鲜
第一节壬午之变
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壬午变乱之原因，基于日清两国之争点。故欲知世凯事实，须先详日清交涉及朝鲜变乱原起。初，朝鲜一意倚赖中国，抱闭关自守主义，不与他国交通。中国以韩为藩属，凡韩廷一举一动，皆须遥商李鸿章。然清果能赫然振作，修兵备，御外侮，使韩服从，犹有可说。乃内政不修，筹边无备，自顾不遑，夜郎自大。以是日清两国对于朝鲜之意见大相龃龉，由是有二党派起焉，得日本之支持者曰独立派，宗倚赖中国之旨者曰事大派。
光绪八年，美利坚派海军统将薛裴尔为全权大臣，驶军舰东渡，要求朝鲜结约通商。以朝鲜内政外交皆受中国干涉，遂先到清国见李鸿章，此美利坚外交手腕也。李鸿章不知其用意，以为美利坚与朝鲜缔约必先通知我，系明认朝鲜为我藩属，遂许之。并请在天津议订草案，一面瞩韩王派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条约草案，满拟执牛耳主盟，首条即载韩系清之属国。美大臣见此草案，严词拒绝，李鸿章莫可奈何，于美大臣到韩时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韩，强韩于约内声明藩属字样。韩迫于势，于条约外另给美大臣一照会，声明归清藩属。是约不利于韩甚多。
“（光绪）八年三月，朝鲜始与美国议约，请莅盟。鸿章奏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艘，会美国全权大臣薛裴尔东渡。四月初六日，约成，美使薛裴尔，朝鲜议约官申、金宏集盟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陪臣李应浚赍美朝约文并致美国照会呈礼部及北洋大臣代表。”（《清史稿》卷三一三）
美约订后，韩人皆衔恨中国，又知中国不足恃，欲离其牢笼而独立者颇不乏人。惟韩王昏庸愚懦，王后闵氏专横且淫乱，朝政大权多出闵氏族。韩王父大院君李罡应者，久为不平，欲清君侧以整朝纲。加以受中国逼迫，结美之屈辱条约，群情大哗，大院君乃阴为煽惑。适韩京因合并军营，短缺饷项，又给军士以不堪之食，七月二十三日兵士啸聚，直入长官私邸，大肆屠戮，闵氏族被害尤众。渐至侵日使馆，日花房公使几被其祸，商民财产亦受侵害。公使逃至济屋浦，遇英船救始得归报政府。
“六月，朝鲜大院君李罡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清史稿》卷三一三）
时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籍，代理者为张树声，张闻韩警报，遂飞檄吴长庆带队赴韩，以清韩乱。此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一大时机也。
袁世凯久居吴军，磨砺以须，未获一试，一闻军事，遂向吴报奋勇。而吴军久驻多疲弱，一旦整军，官则借故规避，兵则流窜逃奔，营务处及诸营员均纷纷请假。吴方恨诸人退缩，适世凯有奋勇之请，大嘉其志，遂派为援韩先锋委员，兼带亲兵二百名前驱赴韩。世凯既得权柄，诸党伴亦得所委任，遂长驱赴韩。抵韩即大肆杀戮，知变乱之起点由大院君之煽动，阳为派兵保护，而阴实困之，静候吴全军与丁汝昌水师军舰皆抵韩境，再行发落。
“时建忠、汝昌俱回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亦内渡请师。”
“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罡应，减驺从示坦率，罡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鰲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余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余人，乱党平。”（《清史稿》卷三一三）
“1882年8月，正当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初露头角的时候，朝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裁的士兵们因欠饷而聚众起义，发动壬午兵变。闵妃逃匿，李罡应乘机再夺政权。事变发生后，朝鲜政府无力应付，请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交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负责处理。张树声原任两广总督，也是李鸿章手下的一个淮军军阀。此时李鸿章死了母亲。按照规定，官吏如有父母之丧，必须开缺回籍守制，三年服满后才能再启用。由于西太后非常信任李鸿章，所以调任他的亲信部下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署理有一种暂时过渡的性质，随时可以调开，这就说明清政府仍有用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之意。”
“张树声决定派兵援助朝鲜国王，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另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三艘前往接应。吴长庆调动人马时，袁世凯自告奋勇，愿为开路先锋，吴就派他组织前敌营务处，命其拨队先行。”
“汉城兵变时，日本驻朝公使馆被焚，日本政府借口兴戎，派兵在仁川登陆。不料清军先到汉城。在吴长庆的帮助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王位。由于朝鲜政变迅速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便做不下去了。”（《袁世凯演义》）
日本花房公使亦拥陆海军长驱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日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日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日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日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令驻日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日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清史稿》卷三一三）
清兵驻韩，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困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枭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光绪九年，中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日国驻韩公使馆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日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日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袁世凯统带。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袁世凯演义》）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
“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袁世凯演义》）
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形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中国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中国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影。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后患实非浅鲜。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寝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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