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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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是吗？汉斯暴露了。”
安德烈闭上眼睛，数了两秒，再睁开。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这位名叫君特的线人在斯塔西工作，能从不止一个途径打听到小山羊的死讯，没必要撒谎，“是的，但是”
“我不干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君特，但让我们先”
“我退出，就这样。我同意帮你的时候就说过了，我只想赚点外快，没打算挨子弹。”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样震惊，也很难过，不如休息两个星期，我们再谈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本来不应该再和你见面的。”他按了按帽子，尽管风并不大，“听着，我挺喜欢你的，也不讨厌英国人。我只是不能继续冒险了，我妻子下个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吗？你们不见得会替我照顾她。”
他是对的，所以安德烈没有说话。过了五分钟，焦灼不安的斯塔西军官站了起来，急着离开。安德烈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对方站住了，可能已经猜到情报官想问什么，这个问题从两人见面开始就一直悬在半空中，现在是掉下来的时候了。
“你知道是谁对汉斯下手的吗？就算只是猜的，也请告诉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强烈苦味的什么东西，但碍于礼貌不能吐出来。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面，再看了看河水，这才把目光转向安德烈：“我不敢说我确切知道，但我有种感觉。”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
“来了个新人，在上面。”君特告诉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挥部设在那里似的，“三十四岁，或者三十五岁，比我年轻，德国人，不过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国，‘在那边读书’，听说是这样。像个幽灵，至今还没人和他说过话，办公室总是关着门。他的命令都是深夜的，让我们去这个或那个地方逮捕‘帝国主义间谍’，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从锁着的房间里推测出这一切，我认为他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也没有名字吗？”
“他让别人叫他‘赫尔曼先生’，应该不是真名。”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吗？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皱起眉，思索了一会，摇摇头。
“谢谢你，君特。”
德国人点点头，没有道别就走了。报纸留在长椅上，页边还有手指摸出来的汗渍。安德烈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视着河水。情报网坍塌起来就像骨牌，一小块倒下就能引连锁反应。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双眼睛，尽管不在高位，但在预警突击搜查的时候很有用。谁是这个深夜里开枪的不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尔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没人见过，像个幽灵？
河对岸的母亲折返了，走得比刚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线，谁说得清楚呢？柏林到处都是窥视的眼睛。他起身离开，边走边小声哼唱《空中骑士》[2]，手指在裤腿上打节拍。他焦虑的时候总是这样。
安德烈刚来柏林的时候，这地方是个废墟，各种意义上都是。战前建立的情报网已经不存在，线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踪不明。军情六处搬进了奥林匹克体育馆，中情局悄悄占据了弗伦街的一栋红砖建筑。而克格勃当时还叫内务部早就在卡尔斯霍特安营扎寨。英国人还在慢吞吞地修复碎裂的窗户和被弹片击穿的屋顶，克格勃已经耐心地织好了庞大的情报蛛网。
公平而论，五十年代不是军情六处状态最好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伦敦虚弱又吝啬，每个便士都要拿去润滑生锈的财政齿轮，喂养间谍花费不菲，战时英雄们也厌倦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要不就去更体面的部门另谋高就，要不就回到乡间大宅一心一意养马。总部的气氛就像散场之后的剧院后台，音乐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关灯。
可是铁幕的交响曲还在继续，每分钟都变得更响亮，大号和定音鼓是红军，小提琴和钢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题旋律。美国人也登场了，只带了吉他，格格不入，还比任何人都吵闹。舞台中央再也没有英国的位置，可怜的岛屿被挤到边缘，时不时敲一下三角铁。法国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乐在聚光灯外大声抱怨，也许有人听，也许没有。
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柏林应该是什么？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灯光都打在上面，太多灯光了，观众甚至看不清乐队，乐队也看不清对方，尽管他们都努力眯着眼窥视对面的乐谱。我们总是怀疑对面偷偷运来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确定，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同时极力否认自己在偷窥。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尔打到台前，观众也许会鼓掌，也许大声喝倒彩，双方都练出了厚脸皮。
不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什么看上安德烈，一个服役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语足够好，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都。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下到市区里架设电线。因为反复被情报部门借走当翻译，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脱掉军队制服，换上旧衬衫和不合身的长裤，打扮得像个柏林人，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是个在地下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出口。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手写的，整齐又详细。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技艺”，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情况下和线人沟通，怎样使用死信箱，怎样藏匿缩微胶片，诸如此类。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顶坍塌的教堂做接头地点，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巨大石砖和烧焦的木头。波兰飞行员会把紧紧卷起的纸条塞进石板的缝隙里，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柱子，看似无法移动，实际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进半只手掌的缝隙。安德烈拿走纸条，留下钞票，美元，不是德国马克。
195o年1月2o日，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再也联系不上。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礼物是微薄的月薪，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职务是“电工”，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秘书，翻译，记者，英文教师。毕竟，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长编织云朵，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斯塔西、苏联军事情报局、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诈的，警惕的，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他哼着歌慢慢接近，邀请他们跳舞，悄声细语安抚他们，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
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例外。
作者有话说：
[2]Riderinthesky，194o年代英国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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