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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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躺下了，但又想起了陌生人给他看的文件，重新坐起来，拧亮台灯，用毯子盖过头，双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地盯着毛毯的纹路。照片里的尸体已经没有脸了，幸好复印件是黑白的，那些撕裂的肉和碎骨看上去是一团乱糟糟的黑影。尸体可以是任何人，但从衣服和钱包看来，肯定就是汉斯。他的手又开始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愤怒。莱纳攥紧了床单，强迫自己回想小时候家具作坊楼上的厨房，那里既明亮又温暖，有糖浆和牛油的甜蜜气味。餐桌上有汉斯的木头玩具和吃了一半的甜杏果酱。父亲在楼下切割木板，手锯的声音富有规律，莱纳闭上眼睛，让呼吸重新平稳下来。
然而那个自称安德烈的陌生人可信吗？文件可以伪造，人经常说谎，也许汉斯还活着，被英国人囚禁了起来，但他们没理由要花费精力这么做。莱纳不认为自己值得任何人花时间。
他掀开毯子，仰躺着，看着天花板，转而琢磨安德烈。这人给他的感觉无从形容，不像莱纳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值得信任，但又隐隐令人不安，笑起来的时候尤其，好像安德烈早在莱纳出生之前就认识他，而且知道许多个和莱纳密切相关的笑话，但是打定主意不说出来。莱纳思忖着这个陌生人从哪里来，他的德语太流利，不像外国人，但也没有好到能确凿地说就是本地人。也许是南部某处来的，奥地利边境附近的某一个无名村镇。他为什么会和英国人混在一起？汉斯又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
莱纳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翻了个身，蜷缩起来，在客厅的钟敲响午夜之前就睡着了，忘记熄灭台灯。
他尝试实践安德烈给的建议，“彻底忘记这件事”。然而“这件事”盘踞在脑海里，像条蟒蛇，吞食别的思绪，膨胀得越来越大，直至占满了他清醒着的每一个小时。汉斯在德意志邮政的同事不再张贴寻人启事，甚至不愿意谈论汉斯这个人，也躲着莱纳，似乎已经猜出了汉斯的下场。和安德烈见面之后的一个星期里，莱纳不管走到哪里都觉得有人在看自己，甚至留意到同一个穿风衣的男人总在上下班路上出没，他没有明目张胆地跟踪莱纳，但很明显不是个友善的路人。莱纳无法确定到底是斯塔西真的在盯梢，还是自己已经疯了。
有一次他差点忍不住跑进“麻雀”咖啡店去找安德烈。从使馆下班之后他骑着自行车去了柏林西北面的法国占领区，停在咖啡店的前一个路口。坐在电线杆旁边的报童上下打量他，右手搭在绑着皮带的木箱子上，估量这个瘦弱的年轻人有没有钱买一包高卢牌香烟，很快断定莱纳不是潜在顾客，移开了目光。
就是在这个时候，莱纳又看见了穿风衣的男人，那人戴着灰色毛线帽，很可能因为头不剩多少了。察觉到莱纳的目光，那个人走开了，沿着街道往前，快到一栋布满弹孔的废弃房子的时候拐进小巷里。
莱纳骑着车走了，飞快掠过“麻雀”咖啡店。落地玻璃窗的反光让他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人，这一瞬间的走神害他差点撞上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妇，莱纳大声道歉，用力蹬踩踏板，转过街角，向东边逃去。
他没有打电话，觉得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才合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安德烈给他留了一扇关着的门，虽然关着，但是没上锁，他得亲自去打开。他有多想弄明白哥哥身上生了什么，就有多害怕门后面藏着的未明危险。越衡量得失，莱纳就越气恼安德烈给他留了选择权。
公寓里安静得可怕，甚至能听清楚挂钟走动的声音。莱纳把沾着肉汁的餐盘放进水槽里，双手扶着水槽边缘，透过灰蒙蒙的窗户看对面布满黑色水渍的砖墙，过了差不多五分钟，他大步走出厨房，抓起外套，出门了，骑着车在暮色中前往西柏林。他选了跨过英国占领区边界之后看见的第一个电话亭，把自行车丢在地上，关上门，从口袋里掏出零钱，几个硬币从手指之间滑落，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弯腰把它们捡起来，塞进电话投币孔里，拨了联邦邮政的号码，很容易找，就写在号码簿第一页。
可是突如其来的勇气也消失得很快，莱纳用力握紧听筒，听着对面问了三次“有什么可以帮你吗？要转接哪里？”，没有说话，砰地挂上电话，多余的零钱叮叮当当掉落，他连看都没有看，推开门，扶起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了。
第六章
刚才我说莱纳挂断电话的时候，你感到失望吗？心里有没有冒出一点轻蔑的苗头？你在想，“可怜的胆小鬼，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可是我们都经历过那个东德男孩所经历的一切，犹豫不决，恐惧，怀疑，困惑。每个人都是从同一扇门跨进来的，你，我，安德烈，刚开始都这样。
这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对一个情报官来说。我们喜欢故事的开头，我们看着这个新来的目标，这只带有斑纹的蛋，猜它孵化之后的样子。有时候你得到一条蛇，有时候是聪明的猎鹰，有时候只是一只可有可无的鹌鹑罢了。
安德烈没有奢望得到猎鹰，他可能只想要一个汉斯沃格尔的替代品，活着的，而且更容易操纵。莱纳在母亲和长兄的影子里长大，他习惯被推着走。汉斯是一个有效的受力点，只要安德烈一直施加压力，不难把莱纳推到他想要的地方去。
因此安德烈不明白为什么整整八天过去了，莱纳还是杳无音讯。也许他把小麻雀放得太远了，以至于莱纳没有折返的勇气。又或者汉斯作为一个哥哥，在莱纳心里终究没有“不惹麻烦”来得重要。这多少有些尴尬，安德烈在电报里向霍恩斯比吹嘘的聪慧计谋，连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
这一个多星期里，安德烈总共见了两个潜在的线人，都是通过他在东德警察局认识的人搭上的，一个是在斯塔西第十司工作的秘书，五十二岁了，是那种穿着款式古旧的碎花上衣、佩戴珍珠耳环的年长女士，非常不引人注目，是理想的耳目，可惜她接触到的文件只有无聊至极的行政乱麻，充满了预算案、申请表和不同部门之间心胸狭窄的斗嘴记录。第二个候选人是卖地毯的，每三个月往来一次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情报人员十分熟络，多年来贿赂海关的结果。然而安德烈看不出他能在柏林挥什么作用，只能把地毯商人转介给伊斯坦布尔情报站。
他需要地下线缆分布图。这些电缆就在他每天走过的街道下面，承载着莫斯科和红军东柏林司令部的秘密，像条奔流不息的地下河，离他这么近，但就是没办法舀到哪怕一勺水。霍恩斯比昨天深夜飞抵柏林，直接坐车到弗伦街那栋红砖建筑，和中情局柏林行动处的人开会，安德烈并没有受到邀请，不过第二天一早被霍恩斯比带到古伦森林“散步”，行动处处长对柏林市内两个地点很感兴趣，一个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一个在火车站附近，他想知道要是在这两个地方“建造一些东西”而又“不引人注意”，是不是不切实际。安德烈回答当然是的，思忖着伦敦和华盛顿到底是彻底绝望了还是疯了，竟然打算在市中心开挖隧道。
两人在一个路边小摊买了香肠当午餐，乘车返回奥林匹克体育馆。就在汽车到最后一个街口的时候，安德烈瞥见了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以及站在自行车旁边的人，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坐直了。霍恩斯比当然留意到了，转过头来，循着安德烈的视线看去，扫视着行人道，询问下属是什么让他如此惊讶。
“不，没什么。认错人了，还以为看见了美国大使馆的科尔先生，你记得他吗？新年酒会喝醉之后吐在苏联贸易代表身上的那个。”
“可能再过十年才能忘记。但科尔不是半年前就回国了吗？”
“对，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错。我在这里下车就可以了，想去买包烟。”
车在路边停下，离体育馆门口的岗哨还有五六十米，离自行车不到二十米。安德烈下来了，转身走向不远处的杂货店，买了火柴和香烟，假装挑选货架上的巧克力，借助一个玻璃糖罐观察霍恩斯比的车，直到它开出视线范围，才走出商店，径直走向自行车和自行车的主人。
莱纳看见了他，露出羞怯的笑容，似乎想挥手，但可能被安德烈的脸色吓到了，收回去，用指甲来回刮擦自行车把手。情报官大步走近，手按在年轻人的肩胛骨中间，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赶离奥林匹克体育馆。两人快步穿过马路，安德烈带着莱纳往人最多的地方钻，尽量躲避可能存在的监视，一边回忆附近有哪个安全地点，可以暂时安置小麻雀。
“我们去哪里？”莱纳问。
“我家。”安德烈简短地回答，在余下的路程里都没有再说话。
他就住在夏洛滕堡，奥林匹克体育馆步行十分钟的地方，一排呆板公寓的其中一间，其他尚未结婚的六处雇员大多数也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安德烈让莱纳把单车锁在两条街开外，绕了一个大圈，确认没有尾巴，才把麻烦制造者带到楼上。
“你不记得我和你说过什么了吗？”安德烈压低声音质问，锁上门，拉紧窗帘，拧开收音机，随便选了一个频道，把音量调到最大，如果斯塔西装了窃听器，现在就会被热烈的美国流行曲震聋耳朵，“不要来找我，用我教你的方法打电话。”
“我觉得电话不太安全。”
“站在大街上等我就比较安全了？”
“我想有人在跟踪我。”莱纳的声音很低，几乎被收音机盖过，“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我不知道还能找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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