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2页）
请退出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以我的水平，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士兵，对吗？”
“完全不可能。”
“让我看看你的表现。”
安德烈刚刚点着了烟，听到这句话，耸耸肩，半开玩笑地把香烟放到莱纳唇间，拿起马卡洛夫，依次瞄准还卡在树枝上的三个罐头盒，逐一击落。他退掉子弹，把枪还给莱纳，取回香烟，冲他做了个脱帽致敬的手势。
树林里的鸟儿又噤声了。只剩下不懂得害怕的昆虫还在悄声合唱。
“谢谢。”莱纳说，揪下一条长长的草茎，缠在手指之间把玩。
“不客气。”
他们看着对方，靠得很近，轻易就能接吻。他们对此并不陌生，已经这么做很多次了，但那都是在“阁楼”安全而酩酊的昏暗灯光里，现在，这里，这片田野，五月份的和煦阳光，不是他们熟悉的布景，不知道应该遵守哪套行事准则。莱纳垂下视线，试探着靠近，两人鼻尖相碰，安德烈捧住他的脸，吻了他。
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吗？莱纳想，没有问出口。
草地并没有想象中柔软，他们很快就现了这一点。他们做爱的时候，云雀回来了，清亮的啁啾引起了一片回应。草叶的影子落在裸露的皮肤上，懒洋洋地摆动，往前，往后。阳光温热，正好照进莱纳的眼睛里，他只好闭上眼睛，抱紧安德烈，手指在对方汗淋淋的肩胛骨上打滑。
他们在午后的太阳下躺了很久，摊平衬衫，隔开刺人的小石子和草茎。安德烈从堆叠在一起的衣服里翻出火柴和烟盒，点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莱纳，后者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也抽了一口，对着天空呼出烟雾。安德烈注视着他，挂着半个微笑，绿眼睛看起来如此真诚，仿佛除了莱纳，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值得他去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莱纳紧紧抓住这两个问题，就像攥紧薄薄的细齿刀片，这是即兴的还是事先安排的？
莱纳终于下定决心开口，但安德烈恰好挑这个时候站起来，抖掉衬衫上的草屑，穿回去，宣布他们应该走了，莱纳只好匆匆爬起来，把衣服套到身上。汽车停在很远的地方，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布满动物爪印的泥路上。鞋里进了一颗小石子，莱纳中途不得不停下来，把它磕出来。白昼已经变得很长，傍晚迟迟不来，两人在婆娑树影里返回柏林，天空明亮，远处一列往西行驶的火车清晰可见。莱纳注视着它，直到火车被灌木丛遮住为止。
像往常一样，莱纳在离家很远的僻静巷子里下车，自己往地铁站走去。郊游的快乐余韵在他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就蒸了。地毯上躺着一个信封，没有邮票，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人会这样给他送信。斯塔西悄悄来过了，沉寂多时的“赫尔曼先生”伸出苍白的节肢，拽了一下缠在莱纳脖子上的蛛丝。
他原地站了一会，关上门，捡起信封，打开了台灯。
第十八章
实际上生了貌似互不关联的三件事，但安德烈只能获知其中一件。他毕竟不是上帝，原谅他。莱纳趁着午餐时间和他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外面碰头，假装是出来抽烟意外遇见的，他把信封递给情报官，里面有一张借书卡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简短纸条，只有一个句子，指示莱纳把借书卡放到失物招领办公室。典型的单向信息传递方法，斯塔西招揽了一个不容易约见的卧底，只好派一个信使放置信号标，信使看不懂信号，卧底不认识信使，避免他们互相危及对方的掩护。
“照着做。”安德烈说，“让我们看看怎样的小动物会从地洞里出来。”
六处一直都知道奥林匹克体育馆里有地鼠什么地方没有？在伦敦也有，就像莫斯科，就像波恩，就像华盛顿。内奸就像鱼缸里的藻类，放久了，就一定会长出来。反间部门已经在监控两个嫌疑人，不过迟迟没有下手逮捕，因为这两个人的行踪能够暴露更多关于斯塔西的信息：和谁见面？在哪里？斯塔西最近对什么感兴趣？收益暂时大于风险，等藻类长得太过了，再刮掉也不迟。
安德烈抄下了借书卡上的编号和标题，到图书馆里转了一圈，然而编号并不匹配任何书架，前台那位戴着眼镜、充满同情心的馆员帮安德烈查阅了库存档案，遗憾地表示没有任何一本书叫《笨兔子和三个朋友》，也许先生记错了，或者有人恶作剧？先生是不是想给儿子或者女儿找一本好看的童话书？要不要试试《小熊莫里茨》？孩子们都喜欢。
“也许改天吧，谢谢你。”安德烈收起借书卡，把帽子按回头上，冲图书馆员点点头，走了，到法占区的另一个图书馆去碰碰运气，同样一无所获。为了迷惑斯塔西派来的跟踪者，安德烈继续步行了差不多三公里，走进一家书店，随便买了一本书。接着买了一瓶酒，最后去了花店，抱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玫瑰出来，显得像在为别人挑选生日礼物。他赶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后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铁，回到位于夏洛滕堡的公寓里，随手把花束丢进垃圾桶，放上唱片，继续琢磨那张借书卡。
那本“书”纯粹是个暗号，只有卧底和“赫尔曼先生”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他们采用这种曲折的沟通方式，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极度谨慎，就是不方便物理意义上约见情报官，意味着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监视团队认出来，剩下两个可能性：外交使团成员，或者某个部门的管理者。好几年前，汉斯死后不久，他在斯塔西的旧线人君特不是提到过类似的事吗？“我认为‘赫尔曼’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安德烈丝毫不喜欢这两个可能性。
负责打扫奥林匹克体育馆一楼厕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属于安德烈的“羊群”。情报官时不时塞给她十马克，请她帮忙盯梢办公室里的某一个或者几个人。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楼梯间和她见面，送给她一盒骆驼牌香烟，清洁工接过去打开，看了一眼里面塞着的两张五马克钞票，把烟盒塞进围裙里。
“你又想打听谁？”
“一个地方，准确来说，不难。留意这两天有谁到失物招领处找东西。”
奥林匹克体育馆实际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失物招领处，那不过是衣帽间的一个角落，无人打理，各个办公室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落满灰尘的雨伞、手套和茶杯扔到那里去，每年圣诞假期前再清理掉。现在还没到夏天，离上一次清扫只过去了几个月，但已经堆积了可观的杂物，雨伞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时候至少有两把。还有名片盒、表链、打火机和橡胶靴子，出于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还有一个沙丁鱼罐头。借书卡留在罐头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两个星期，没有人留意到这张硬纸卡片。清洁工报告给安德烈，只有三个人去翻过那堆杂物，都是为了借雨伞，春末的雨既频繁又突然。如果计算“能看到借书卡”的人，那清洁工就数不过来了，衣帽间每天任何时段都有人进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这栋建筑物里每一个人在五个工作日里都至少进去过一次。
这条线索断在这里。换作今天，早就要交给反间部门处理，但借书卡的事会暴露莱纳，只能隐瞒起来，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屁股牢牢坐在上面”。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生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荡的米尔斯先生，吃过一顿有很多羊肉的丰盛午餐之后，决定去水烟馆。这和安德烈有什么关系？表面上没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米尔斯先生是一位联络官，负责“协调和促进”当地英国情报部门和法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心不在焉、热衷于床笫之事的米尔斯先生，是英国政界裙带关系的最佳代表，他的父亲有个镀金的头衔，是上议院议员，军情六处看了一眼推荐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树，就给了他一个职位，既然他会法语和一点阿拉伯语，正好送到贝鲁特去。坐办公室的人从剑桥间谍圈的惨痛经历里学会了什么？什么都没学会。
米尔斯先生抽了一小会水烟，动身到二楼去找姑娘们。这家烟馆经营的可不仅仅是阿拉伯式水烟，你看。他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过了两天，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出现在他那间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里面当然是那个销魂下午的照片，从角度看来，照相机安装在镜子后面。写信人友善地提醒米尔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再到水烟馆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闻名。米尔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亲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里握着底片，把米尔斯所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榨了出来，就像拧干一块肥胖的海绵。米尔斯所知道的驻贝鲁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还模糊地提到了，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种新的信息来源”，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这个信息来源肯定是纯金打造的，从那里来的线报只准接收，不准问具体来源和获取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表现平平的贝鲁特情报站最近忽然活跃了起来。
所以，其实是第二件事触了第一件事，然后导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种新的信息来源”这个信息转告柏林，同时也诚实告知，这是一个西方情报人员受压下提供的线报，不排除他是为了脱身而随口编造的。无论如何，“赫尔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达站，他需要问一个问题，因此借用莱纳的手，把一张借书卡放进奥林匹克体育馆，一个小小的信号，给明白这个信号的人。就像对着漆黑的海面举起一盏灯，只有原本就在留心观察的船才能看见。
请退出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