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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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后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象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后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么？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后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再继续打理店铺了，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钓鱼用品店后面的小平房里。如果我想见他们，穿过后门出去就行。
我就这么做了。走过堆积着钓线、鱼竿、成桶鱼饵和潜水服的仓库，推门踏进阴暗的后院。地上的积雪没有脚印，完整洁白，楼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门铃，没有声音，只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软拖鞋摩擦木板的声音，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年轻女孩的脸，大概是护工，她问我有没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说有。
五分钟之后，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长沙里，面前放着一杯迅冷却的茶，等着梅森太太。卧室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看着年长女士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右手有戒指，一块皮带纤细的手表圈着手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饰品。安德烈的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一样的绿色，让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藓。她露出微笑，邀请我坐下，问天气是不是为我的旅途带来了很多阻碍。
“不算太严重。”我回答，用德语，她的脸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很多年没人和她说过德语了，“谢谢你没有拒绝我，梅森太太。”
“我不会拒绝卡尔的朋友。”
“我在电报里没能好好介绍自己，我姓沃格尔，莱纳沃格尔。卡尔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名字就像落在舌头上的一小撮沙子。“卡尔”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唤起的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联系在一起。为了不去看那双属于母亲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电话旁边的相框上，离我最近的那张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纪念品，安德烈的母亲和继父在烈日下看着大海，不知道是哪里的海，葡萄牙？希腊？另一张黑白照片是年轻的安德烈，穿着军服，戴着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来不会过二十岁。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放下茶杯。
“那么，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梅森太太问。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说一些礼貌的废话，道别，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我清了清喉咙，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放在珍珠项链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卡尔也不是。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您见一面，我认为……”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生了什么，您有权知道，我应该早点来的，但当然，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尔先生。”
“梅森太太，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生了什么。”
我起先说得很慢，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后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紧紧攥着手帕。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于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不质疑，也不反抗。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我重新介绍自己，复述我的来访目的。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认为这是我欠卡尔的，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滑雪事故丧生，我认为这是我的错。”为了不让沉默持续太久，我最后这么说，作为我的结案陈词，“我真的很抱歉，梅森太太。”
她看着我，有那么几秒钟，我担心她会昏过去。她松开了丈夫的手，往前倾身，拍了拍我的手臂：“沃格尔先生，这当然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道歉，我想卡尔和我一样，都很高兴你活下来了。”
我想说点什么，但哪一个单词都显得不合适。年轻的护工走开了，不一会又回到客厅，递给我餐巾纸。我强迫自己深呼吸，等着喉咙里的堵塞感消退，梅森太太问我想不想要一杯水，我摇摇头，站起来，感谢他们的时间，道别。
“沃格尔先生。”
我回过头，看着安德烈的母亲。她拿起电话旁边的相框，走过来，递给我。我盯着照片上安德烈的脸，不敢伸手去接。我担心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会泄露我和安德烈的最后一个秘密，让这位母亲猜出一些她不想知道的事。
“就当是一份礼物，沃格尔先生。”梅森太太把相框塞进我手里，冰凉的黄铜紧贴着掌心，“我留意到你看了这张照片好几次。”
“对不起。”
“我刚才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道歉。”她干瘦的手指短暂地覆盖在我的手背上，“我很感激，沃格尔先生，谢谢你把卡尔的事告诉我。”
我带着相框离开。太阳照亮了港口，积雪正在融化，布满了湿漉漉的光点。在我的想象里，安德烈走在防波堤旁边，戴着那顶旧帽子，不快不慢，也不回头，就像我们在柏林街头赶赴安全会面地点时那样。我在码头边找了一张油漆剥落的长椅，呆望着港口里林立的桅杆，海鸥从垃圾桶里拉扯出一串缠绕着罐头、纸盒和腐烂食物残渣的塑料绳，啄了几下，失去兴趣，展翅飞向互相紧挨在一起的小型渔船。
预定的火车还有三个小时才开出，还有时间。我已经查到当年安德烈在哪家中学教德语，今天下午，火车会把我带到埃克塞特，那里会有人记得安德烈，而我会小心翼翼地搜集他们的记忆。
钟声敲响，十一点了。太阳差不多移动到头顶，耀眼，但不温暖。乌云远远地盘踞在海水和天空交接的地方。我动身返回旅店，把相框裹进外套里，保护我的幽灵，不让他经受潮湿的寒风。也许我会再回到这里来，在某一个仲夏。也许我有一天会故事讲给另一个人听，完整的故事，柏林，两个陌生人，一堵墙。在此之前，我必须先把碎片收集完整，必须走完这片风暴过后的海滩，拾起被潮水冲上岸的碎木头和小块金属，假装能够复原那艘已经沉没的船。
【全文完。】
作者有话说：
mnemosyne，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女神之一，掌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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