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6章 阿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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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海县衙出来之后，狄仁杰没有回府衙，而是直接让马承恩调出了两年前那桩拐卖案的案卷。案卷很薄，只有十几页纸，封皮上写着“番禺县民女陈氏被拐案”，落款是两年前的五月。狄仁杰翻了一遍，眉头越皱越紧。案卷上记录的内容简单得不像话——番禺商人陈友德的女儿陈阿秀，年十六，被拐至增城，三县联手寻回。案卷里没有拐卖者的供词，没有审讯记录，也没有阿秀被找回之后的问话笔录。整本案卷只有三份文书：陈友德的报案状、周延庆签的搜查令、以及一份结案批语。结案批语的落款是杜通判，内容是“人已寻回，拐者潜逃，暂结”。

“暂结。”狄仁杰把案卷拍在桌上，抬头问马承恩，“拐子是谁？抓到没有？”

马承恩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下官当时不在任上——这案子是三县自己办的，周县令牵头，杜主簿协办，钱县尉带人搜山。人找回来之后，周县令说拐子已经跑了，追不上了，案子就这么结了。下官当时在韶州办粮务，回来之后只看了结案文书，没有细问。”

“陈阿秀被找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马承恩的脸色更难看了。“这个下官倒是听说了。钱县尉在增城那边的山里把人找到的，送回来的时候陈阿秀穿着一身苗人的衣裳，头被剪得乱七八糟，十个手指甲全没了。她不说话，不吃东西，只是缩在墙角里一遍一遍地重复那句苗话。陈友德把她接回家之后请了郎中来看，郎中说她受了极大的惊吓，可能要养很久才能恢复。可后来——后来她就不见了。”

“不见了？”

“陈友德说她回番禺乡下的老宅养病去了，可具体在哪里，他没有跟衙门说。下官当时想着人已经找回来了，案子也结了，就没有再追问。”

狄仁杰合上案卷，站起身。他有一种直觉——这桩拐卖案不简单。三个基层官吏联手办一桩拐卖案，案子办得虎头蛇尾，拐子一个没抓到就草草结了案。两年后这三个官吏接二连三地死在同一种死法下，死前都在枕头底下藏了镇邪的东西，嘴里念叨着同一个名字。而那个被他们“救”回来的女孩子，在获救之后的状态不像是被拐卖，更像是被折磨。指甲被拔掉，穿着苗人的衣裳，嘴里念着苗话。她去的不是被拐卖的地方，她去的像是苗寨。

“马大人，番禺陈家在哪个乡？”

“在番禺县南边的赤坎乡，靠近增城交界的山脚下了。那里偏僻得很，路不好走。”

狄仁杰走出府衙，叫上李元芳和苏无名，三个人骑马出了广州城，往番禺方向去。出了城之后，景致一下子从港口的热闹变成了乡野的荒凉。官道两旁全是密不透风的荔枝林，树冠遮天蔽日，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密密麻麻的光斑。马蹄踩在湿漉漉的红土路上，出噗嗤噗嗤的响声，泥点子溅起来沾在马腿上，颜色暗，像干了的血。

赤坎乡在广州府地图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夹在番禺和增城之间的一片丘陵里。狄仁杰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从山脊上斜斜地照下来，把整个村子染成了一种昏沉沉的金红色。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屋都是黄土夯的墙、茅草盖的顶，门口蹲着瘦狗，看见生人也不叫，只是懒懒地抬一下眼皮。

李元芳找了村口一个蹲在石头上抽旱烟的老头问路。老头用手指了指村子最深处，说陈家老宅在后山脚下，门口有一棵大榕树。狄仁杰顺着老头指的方向走过去，果然看见了一棵大榕树，树冠遮了半亩地，气根垂下来密密麻麻像一道帘子。树后面是一座小院子，院墙是土夯的，不高，院门虚掩着。门口没有狗，也没有鸡，安安静静的，像是没人住。

狄仁杰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地上铺着青石板，石缝里长了些不知名的小野花。正堂的门开着，里面飘出一股淡淡的草药味。他走到正堂门口往里看，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两把竹椅，墙角放着一只药炉子，炉子上的陶罐咕嘟咕嘟冒着白汽。一个年轻女子背对着门坐在竹椅上，正在用石臼捣药。她的动作很慢，一下一下的，石杵落在石臼里出沉闷的咚咚声。

“陈阿秀。”狄仁杰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捣药的声音停了。年轻女子放下石杵，慢慢转过身来。她大约十八九岁，穿着一件靛蓝色的粗布衫子，头用一根木簪子随意挽在脑后，脸很小，颧骨微凸，皮肤苍白得近乎透明。她的五官是典型的岭南女子的长相——眉骨不高，鼻梁不高，嘴唇薄薄的，可她的眼睛不一样。那双眼睛不是岭南人的深棕色，而是一种极淡的灰褐色，像是被什么东西洗褪了色。她看着狄仁杰，没有惊讶，没有慌张，只是安静地看着，像在看一个等了很久的客人。

“大人是长安来的。”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岭南人特有的绵软尾音，可说官话的时候咬字很清楚。

“你怎么知道？”

“你的靴子。”阿秀低头看了一眼狄仁杰的脚，“岭南没有人穿这种厚底的皮靴。太热了。”

狄仁杰走进正堂，在她对面的竹椅上坐下。李元芳和苏无名站在门口，没有跟进来。阿秀把石臼推到一边，拿起桌上的粗陶壶倒了一碗凉茶，推到狄仁杰面前。她的手很瘦，手背上能看见青色的血管，十个手指甲的甲床是畸形的——有的长成了螺旋状，有的中间裂开又愈合，有的只剩半片甲床。和樊大姑的手一模一样。

“你的指甲怎么了？”

阿秀把手缩回去，拢在袖子里。“两年前在增城山里弄的。已经长不回来了。”

“是谁拔的？”

阿秀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垂下眼睛，看着桌上那碗凉茶，沉默了很久。屋外的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榕树的影子从窗户里爬进来，爬过她的膝盖，爬过桌上的茶碗，爬到对面的墙上。屋里越来越暗，可她没有起身点灯。

“大人来找我，是为了周延庆他们三个人的事吧。”她先开了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他们死了。我知道。村里有人去广州府卖荔枝，回来跟我说了。”

“他们死之前都在怕你。”狄仁杰说，“周延庆枕头底下压着符，杜通判半夜起来说窗外有人看他，钱禄把家里的鸡全杀了替你命。他们觉得你会回来找他们。”

阿秀抬起头，那双灰褐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淡的光，不是仇恨，也不是快意，而是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有人把悲伤和嘲讽搅在一起，浇在了一片死水上。

“他们怕的不是我。”她说，“是蛊母。他们以为蛊母是我。”

“蛊母是什么？”

阿秀站起身，走到药炉子边上，揭开陶罐的盖子搅了两下。草药的味道一下子涌出来，苦中带一丝甜，像是甘草和当归混在一起的气味。她搅完了药，把盖子重新盖上，转过身来靠在灶台上。

“两年前，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被卖掉的。”她的声音依然很轻，可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怕狄仁杰听错了。“我爹欠了周延庆的银子——他是南海县令，可他也放印子钱。我爹做生意周转不开，找他借了三百两，利滚利滚到八百两，还不起了。周延庆说不要银子也行，让我爹把我送到增城山里的苗寨去，替他做一件事。他说做完了就免了我爹的债。”

“什么事？”

“去偷一样东西。苗寨里供着一尊蛊母像，是用一整块阴沉木雕的，寨子里的人说那尊像里封着蛊母的魂。周延庆让我去把蛊母像偷出来，他说只要我把像带出来，他就派人接应我，送我回家，债一笔勾销。我爹信了他。我不想去，可我爹跪下来求我。”

狄仁杰的手指在竹椅扶手上轻轻收紧了。“你去了。”

“去了。我在苗寨里待了半个月，假装是逃难过去的，寨子里的人对我很好，给我饭吃，给我衣裳穿，教我认草药。我下不了手。半个月后我给周延庆了信，说我不想偷了。第二天晚上钱禄就带着人上了山。”

阿秀说到这里停下来，把双手从袖子里伸出来，摊在膝盖上。十个畸形的指甲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青白色的光，像十片被虫子啃过的枯叶。

“钱禄把我从苗寨里拖出来，绑在山下的一间破屋子里，拔了我的指甲，问我蛊母像藏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座像平时供在寨子的祠堂里，只有祭祀的时候才抬出来，我一个外人根本不知道它平时藏在哪里。钱禄不信。他拔了我十个指甲，然后在破屋子里点了一把火，走了。他想把我烧死在里面。是寨子里的人把我救出来的。”

“然后呢？”

阿秀抬起头看着狄仁杰，那双灰褐色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压了太久终于可以被人看到的释然。“寨子里的人把我送回了我爹家。周延庆怕事情闹大，就编了一桩拐卖案，说我是被拐子拐走的，三县联手把我救了回来。他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还给杜通判和钱禄都记了一笔功。至于我——我爹把我关在房间里，不许我出门，不许我见人。他说我得罪了县令，早晚要死，让我别连累他。我在这间老宅里关了两年，每天捣药、煎药、喝药，没有出过一次门。直到三个月前，寨子里有人来看我，跟我说——‘他们快了。’”

“快了？”

阿秀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那棵大榕树在夜风里沙沙作响，气根像无数根细绳子在风中晃荡。她看着榕树深处的黑暗，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蛊母不会放过他们。不是我说的，是蛊母说的。周延庆派我进苗寨偷蛊母像，已经触怒了蛊母。寨子里的长老跟他说过，蛊母像碰不得，碰了就会死。他不信。钱禄也不信。杜通判也不信。他们三个人把蛊母像从寨子里偷了出来——不是我偷的，是钱禄自己偷的。他把我绑走的那天晚上，趁寨子里的人都在救火，带人摸进祠堂把蛊母像抬走了。”

狄仁杰站了起来。“蛊母像现在在哪里？”

阿秀转过身来，烛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而是某种比笑更淡更冷的弧线。“我也不知道。周延庆把它藏起来了。可他藏不住——蛊母像自己会动。你不信可以去看周延庆的账册，他那本私账上记了一笔‘苗’，那就是卖蛊母像的钱。他想把蛊母像卖给一个从南洋来的商人，可交易还没做成，他就死了。”

狄仁杰想起周延庆账册上那些来路不明的进项，来源栏里确实都写着一个“苗”字。他当时以为是收苗寨的钱，现在看来正相反——是卖苗寨的东西收的钱。杜通判和钱禄的账册如果也存在类似的记录，那这三个人就是合伙偷了蛊母像，准备分赃。

“你认识寨子里的人？”狄仁杰问。

阿秀把窗户关上，走到药炉子边上，用一块破布垫着手端起陶罐，把煎好的药倒进一个粗碗里。药汤是深褐色的，冒着白汽，苦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认识。他们救过我的命。”她把药碗端到嘴边，吹了吹，然后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喝完了，她把碗放在桌上，抬头看着狄仁杰，“大人如果要去寨子，我可以带路。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带兵，不要带刀。蛊母怕铁器。”

第二天天不亮，狄仁杰带着李元芳和阿秀一起上了路。增城山在番禺东边，山不高，可林深草密，路都是羊肠小道，马走不了，只能步行。阿秀走在最前面，她穿着一双草鞋，脚步又快又稳，在密林里穿来穿去像一条鱼游在水草间。她不时停下脚步，用手拨开挡路的藤蔓，回头看一眼狄仁杰跟上了没有。

走到中午的时候，前方林子里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鼓声。鼓声很闷，不像是用鼓槌敲的，更像是用手掌直接拍在蒙皮上出来的声音，一下一下的，间隔很长，震得人胸口闷。阿秀停下脚步，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对狄仁杰说。

“寨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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