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计划（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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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崇祯的召见与亲切的问候，杨嗣昌却显得张弛有度，从容中带着一点感激，矜持中透露着一丝亲切。
“杨卿，朕近日夜览史书，见古人御虏，常有‘坚壁清野’之策。为何我大明便不能用？待那建奴再度绕道蒙古南下，朕令蓟北至京畿所有州县，百姓悉数入城，粮秣牲畜尽数焚毁，水井投毒！朕要那八旗铁骑一路行来，所见唯有坚城荒野，所得不过一片焦土！待其人马饥疲，锐气尽丧，我再以精锐击其惰归，就算不能相抗，也能骚扰其后勤粮道，岂不胜过如今这般，任其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
崇祯语气中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急切。
杨嗣昌闻言则在内心暗暗叫苦，他深知这位陛下聪明、勤奋，却往往过于理想化。他深吸一口气，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用一种沉稳、剖析的语气缓缓回应。
“陛下思虑深远，坚壁清野实乃御敌之上策。然……”他稍作停顿，选择着措辞，“然此策欲行，需三大前提。而今我大明，……一者难备。”
“哦？哪三大前提？”崇祯问道。
“其一，需时间，建奴入寇，动如雷霆。其精锐皆骑兵，自破口至京畿，往往不过旬日。而我朝从侦知敌情，到号令传至州县，再至官吏驱数万乃至数十万百姓、转移粮草、毁田清野……陛下，此非旬日可成之事。往往我清野之令方出，虏骑已踏破城池，非但未能困敌，反将粮草资敌，将子民弃于屠刀之下。”
“其二，需强兵。”杨嗣昌继续道，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坚壁清野，非为避战，终为歼敌。若野外一无所得，虏骑必如群狼，死死围困一二坚城。届时，需有一支精锐敢战之师，能于野战中与饥疲之敌决战，或能里应外合，痛击其背，或沿途滋扰敌军后勤补给。而如今我九边精锐，或困于辽东，或调于剿寇。蓟镇兵马久疏战阵，守城尚恐不足，焉敢出城浪战？若无此决胜之兵，则坚壁清野，不过是画地为牢，坐以待毙。”
他看到皇帝嘴唇翕动，似想辩解，却无言以对。
“其三，需民心。”杨嗣昌说出了最残酷的一点。“陛下，令百姓弃其祖屋、焚其禾稼、杀其牲畜……此乃断其生路。须百姓深信朝廷能护其周全，信今日之牺牲可换明日之安宁。然如今，官府威信几无，百姓畏虏，然其亦畏官，强行清野，恐生民变。届时外虏未至，内乱先起，后果不堪设想。”
杨嗣昌说完站起身来了深深一揖：“故此策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虏骑之患，在其流疾，不在其占有。我朝之弊，在力分势弱，内外交困。臣之愚见，当前危局，唯有执行‘四正六隅’之网，平内寇，整合国力，届时方可或战或守，游刃有余。在此之前，于蓟镇方向，唯有谨守要塞，广派侦骑，遇警则燃烽火，令百姓暂避，坚城固守，迫虏掠而无所得，方为……无奈之下，最务实之策。”
面对领导的盘问，还是亲自提拔，维护你的领导，自然不能直接一口否决，虽然你说的是事实，但这话只要一出口，领导的心肯定是要凉上一两秒，所以要从客观事实出，说出具体有哪些困难，虽然这个办法很好，领导你的决心也很大，但客观条件不允许，然后再给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让既表明领导的努力与决心，也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
崇祯听到这些便恍然大悟，然后暗自叹息，自己还是想的太简单了，建奴能在蓟镇防线来去自如，是因为他们都是骑兵，机动性极强，你坚壁清野也得有时间准备啊，人家从辽东到突破蓟镇防线，只用五六天时间，你的探子还没把消息传回来呢，人家就已经突破蓟镇防线了，那还清个屁的野啊！
杨嗣昌一番“坚壁清野三不可行”的论述，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崇祯脑海中那个看似完美的幻想，殿内再次陷入沉默。
当然，穿越而来的崇祯并没有陷入挫败的暴怒或绝望，自己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想的对策群臣怎么可能想不到？他沉默片刻，手指有意无意地在舆图上敲击着。
忽然，崇祯抬起头看向杨嗣昌。
“杨卿，你的‘十面张网’之策，朕细思之，诚为老臣谋国之论。”崇祯的声音平静而有力，让杨嗣昌微微一喜。
“但是，再好的策，也需得人去执行。朕观如今朝堂，清谈空论者众，埋头实干者寡。每逢议事，攻讦邀名者络绎于途，而筹划钱粮、勘察地形、抚慰士卒者，寥寥无几”
“若朝中风气不改，即便朕与你定下万全之策，推行下去，也必是处处掣肘，事事刁难。纵有张良之谋，韩信之勇，亦难奏功。”
杨嗣昌深深躬身说道：“陛下明察万里，洞若观火。此确为推行新政之最大阻碍。然…积弊已久，士林风气恐非旦夕可改。”
“所以，‘十面张网’之策，暂不必大张旗鼓。”崇祯坐回御座，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共谋的语气：“朕要你，暂缓一步。先与朕打一场配合，在朝堂之上，掀起一场‘实干’之风。”
“臣愚钝，请陛下明示。”
“朕会在明日朝会时提出，将京察从吏部和督察院的职权中分出来，新立一司，就叫“京察司”，直接向朕负责，从此以后，京察一月一考，每三月一大考。凡有贪腐渎职、素位尸餐、空谈误国之举者，尽皆罢免，人选嘛～直接从内庭调。”
崇祯接着说道：“而你只需在下次朝会时主动提出：‘欲平流寇，先核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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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崇祯手里有锦衣卫，为什么还要新设一个京察司呢？有五个原因：
一，锦衣卫职能模糊，从谋逆大案到街头巷议，从监察百官到抓人拷问。职能的泛化导致权力的滥用。它们的手段只有一种——暴力。
而京察司不一样，他的职能专一，名字“京察”就点明了其核心任务——区域内官僚系统的绩效与贪腐。它的武器可不是绣春刀和诏狱，而是账本、档案。他要的不是把所有官员都吓破胆，而是精准地找出蠹虫。
二，厂卫在明朝中后期已经是“酷吏”、“冤狱”的代名词。它们带来的恐惧，最终都会转化为对使用者本身的憎恶。崇祯继续依赖厂卫，等于继承了过去所有的恶政骂名。
而京察司一个新设立的、职能清晰的机构，没有历史包袱。它是一套看似公正的考核流程（虽然崇祯依旧可以进行黑幕操作）。但这可以向官员传递一个信号：皇帝要的是“法治”（依规考核），而非“人治”（个人的暴力统治）。这更容易赢得务实官员的支持。
三：经过魏忠贤时代的腐蚀，锦衣卫和东厂本身已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容易被收买和蒙蔽。用它们来反贪，那等于是“让英雄去查英雄”了。
而京察司从零开始，它的人员、规章、运作方式都是新的，更容易保持初期的相对纯洁性和对皇帝的忠诚，避免“灯下黑”。
四，如果直接动用锦衣卫：意味着撕破脸，是赤裸裸的滥用暴力，会立刻引整个文官系统的剧烈反弹和恐慌，容易造成集体罢工（类似明世宗时期的“大礼议”事件后期）。
而设立京察司表面上是一次“审计制度优化”。它至少在名义上，是在现有的官僚体系框架内行事，依据的是规章条例。这给了反对派一个按规矩办事的借口，阻力会小很多。温和派可能会想：“只是查账考核而已，未必会查到我头上”，从而无法形成统一反对战线。
五，崇祯未来想将京察司作为一个专业的审计统计部门，未来可以成为帝国的“数据中枢”，为所有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而锦衣卫却无法提供这种的服务。
2，明末存在京察制度。京察是明朝针对京官的定期考核制度，依据《明史·选举志》记载，其每六年于巳、亥之年举行一次。
明末京察通常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四品及以上官员写一个自我评价，让皇上觉得去留，五品及以下都是由吏部和督察院负责，这属实是“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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