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战局反转书痴迷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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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肃家二先生肃文正，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熏陶、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精英，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气质和习惯——关心国家大事，尤其关心政局的每一个重大变化。

凭着他独特的地位优势，他有自己获取信息的众多渠道。身为县参议员，他能看到政府相关的重要文件；他家的马车频繁来往于省城，喜娃会按时给他带回各种报纸和时政杂志；抗战开始，他家老大肃文强特意通过关系为他购置了一台先进的美式收音机——更使他有了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当然，除了各种间接渠道，他更注重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还有，就是儿子海川上中学以后，时常会给他带回一些意想不到的奇闻趣事。至于城门洞那些东拉西扯的议论，他并不十分在意，却也并非完全不屑一顾——他时常会从喜娃的口中，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听一听，一笑了之……

四面八方的信息，汇总到他这里，他虽然全听，但却并不全信。他把它们汇总、归纳；在自己的脑子里反复、仔细地过上几遍，而后得出个人的判断——尤其是对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肃文正对***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认识——严格地说，只是观念上的一次碰撞——最早是在1932年。

那年1o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汤峪、库峪一带进入长安，在王曲围歼了陕军4个营。11月29日，进军子口镇、鸭池口、内苑，遭陕军十七师阻截，十一师政委***负伤；徐向前随即率先头部队从滦村、新村折回救援，歼灭国民党军两个营。而后再东进至尹家卫一带，与国军杨于恒部激战，迫使杨军两个整营投诚。此后，红四方面军冲破国军追堵，翻越秦岭，涉渡汉水，从四川西进，创建川甘根据地。

其实，这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遭受国军“围剿”，为保存实力、避免全军覆没，自东向西的一次战略转移。在长安境内的短暂停留，仅仅是借道而已。几次小的战斗，双方各有伤亡。而且此时的红军，在总体上还处于战略劣势。

肃二先生一向推崇“眼见为实”，故而此次观念上的碰撞，对他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依他亲眼所见，***的军队，并非红头、蓝眼睛；也不像传说的那样青面獠牙、吃人肉、喝人血；更没有什么刀枪不入的符咒——他们的师政委***不是也照样负伤坐了担架吗？他们和国军、普通老百姓一模一样，都是正常的人，而且还是普普通通的黄种人。

江西红军被“围剿”的事，他从文件和报纸上早就知道个大概——但这毕竟距离西安遥远，与他个人并非利害攸关。这次看到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虽然也打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之类的口号，可也并没有烧杀抢掠、劫富济贫、奸淫妇女。国民党天天喊他们“共匪”，可他们并不像藏在深山里出没无常、专门打家劫舍的那种“土匪”——他们大不了就是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被逼上梁山的流寇。至于能不能成得了气候，那还在两可之间，有待于进一步地观察了解。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其下辖的红25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的带领下，留守鄂豫皖。经过几轮“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于1934年11月11日，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并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后，迅展到37oo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国军西北警备一旅，奉命进山参与“围剿”红25军，曾经在子口镇驻扎备战。该旅信誓旦旦，出师却极为不利。进入秦岭尚未站稳脚跟，便于1935年7月2日，在陕南袁家沟口，反被红军歼灭18oo余人；更惨的是，作为部队统帅的旅长唐嗣桐，竟被红军活捉，当了俘虏。

正在胜利势头上的红25军，边走边打，继续长征。于1935年7月初，从商洛山中，北出终南山。

不像前次主力红军出山时那么低调匆忙，这次出山的红25军，闹出了声势浩大的动静。他们先在尹家卫，处决了9名恶贯满盈的当地豪绅，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百姓。而后，在子口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曾经“围剿”他们的西北警备一旅旅长唐嗣桐。

在二先生看来，红25军的两大举动，分明是杀鸡儆猴。一方面意在震慑那些鱼肉百姓、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另一方面，更在于震慑那些敢于和红军为敌、动不动就进剿、企图灭绝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事，他沾不上边；鱼肉百姓的事，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历来信奉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不仅从来不横行乡里，而且尽可能地做一些于民有利的善事。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饿殍遍野，他在村里次开设粥棚、舍饭救济灾民，因此而被推举为县参议员。有人议论，他的善举只是收买民心。他却认为，这是他的信仰和本分。他也无需，或者说，不屑于和攻击他的人辩解，更不会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红军所处决的九大豪绅本来也是他深恶痛绝之辈。由于他的洁身自好，红军并没有对他下手——仅就这一点而言，他觉得红军懂得最起码的是非曲直，算得上是一支仁义之师。

他仔细观察过红25军的一举一动。目睹了他们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他们所谓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只是口头上的宣传，而是行动上的实至名归。

起初，他对红25军打着“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并不完全信以为真。后来听人传说，在反反复复的“围剿”中，和主力失去联系的红25军，在北出秦岭的路上，缴获到国民党一份《大公报》，从其字里行间中分析到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已经在川西会师。25军据此消息，于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征北上，向主力部队靠拢。16日一早，立即从沣峪口出，果断地沿秦岭北麓，西进甘肃，继续长征。

有趣的是，二先生曾经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他也注意过这则消息。红25军开拔后，他再次回味此事，从宏观全局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终于明白，川西的红军并没有在大渡河的安顺场成为“石达开”，他们也不是小股游击队，而是***实实在在的主力。什么“流窜”呀，“濒临灭亡”呀，“走投无路”呀……——他对国民党《大公报》的用词，开始打了一定的折扣——正如他自己所坚守的原则，对于各种消息，可以全听，但不能全信；必须经过自己脑子的缜密思考，才不至于被道听途说的传言和别有用心的人所欺骗。

1936年1o月，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会师，历时一年多的红军长征宣告结束。

肃二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已经“成了气候”。他把一年多来的文件和报纸上的重大消息捋抹了一遍，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国民党几乎调集了大部分嫡系、主力和红军所到之处所有的地方势力，终究没能把这支队伍赶尽杀绝，反而让他们在陕甘地区站稳了脚跟。他开始对红军刮目相看——这支队伍绝不是流寇，更不是乌合之众；毛泽东既不是李自成，也不是洪秀全。

他翻阅了《史记》中的“高祖本纪”，重温了《汉书》中的“高帝纪”。他觉得，国共之争，与历史上的刘项之争好有一比。红军的主力会师和刘邦的“还定三秦”，除了地域上的微小差别，在态势上何其相似。他的脑子里不禁闪过一个念头，一场权力角逐的大戏，即将在中华大地上上演，究竟鹿死谁手，至少在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国民党内两派，围绕武力讨伐还是和平谈判争论不休，***居然能够不计前嫌，出面调停，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认为，国民党喊了十几年的“共匪”，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关于***已经“成了气候”的认知。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事变，竟然鬼使神差地把他全家人的命运直接卷入其中——他的小弟肃文斌不仅参加了大学生的请愿团，而且还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前线——面对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全家人谁也不能然于外，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抗战八年，他和全家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战的进程。当最后胜利的曙光即将降临、在对日寇实施最后一战的关键时刻，小弟阵亡的噩耗传来。他的老父亲——肃举人——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亲自撰写挽联——“大刀挥舞，誓斩倭寇出潼关；以身许国，何须马革裹尸还。”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

二先生参与了追悼会的全过程，亲手书写挽联，阅读整理小弟生前留下的笔记。他曾动情地说：“这十几本‘实录’资料，足够整理一本战争回忆录。它是小弟留给我们家族最珍贵的一份财富。”

抗战胜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老百姓盼来了难得的和平日子。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战端又起。1947年3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进攻陕北，***的府延安很快陷落。

国民党弹冠相庆，村里的老百姓也嘈嚎说：“***的老窝被端，毛泽东不知下落，看来国民党天下已定，……”各种传言纷至沓来，肃二先生却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回顾了十年内战“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心想，事态的展不会那么简单。

果然不出他所料。仅仅一年的功夫，***不仅收复了延安，而且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了全面反攻——从当年9月起到来年1月，连续起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短短4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占据了中国半壁江山。

一个周末，儿子从学校回来，父子俩就国内局势，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对话。

海川先提起了话头：“爸，您对当前国内局势怎么看？”

二先生想考考儿子，反问道：“你说呢？”

“国民党军队大部分主力，基本上被歼灭于长江以北。”海川十分肯定地说，“照这个势头展下去，江山易手在所难免。”

“会不会划江而治？”先生接着问。

海川：“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接受南北朝的局面。”

先生继续问：“那你说说***为什么一定能够战胜国民党？”

“从***方面看，他深得民心，你没听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反观国民党，从接受日本投降开始，各级官员大横财，党和军队贪污腐败盛行，八百万军队，不到两年，就丢掉了一半。”海川有点激动，“这样的政权不跨才怪呢——人们都说，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听到儿子的这一番宏论，先生有点吃惊。他试探着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在你的心里，你希望哪一方赢得这场战争？”

“形势永远比人强。我怎么希望无关紧要，真到战争结束那一天，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必须接受。”尽管面对自己的父亲，海川的回答依然无懈可击。

先生本来还想顺势继续追问“如果***得了天下，要分我们家的田产，你作何感想”，但他害怕儿子的回答，引起父子间的尴尬和不愉快，他终究没有开口。

此次谈话，对肃二先生的震动不亚于三大战役本身；儿子说出来的观点，在他看来也并不重要；让他最为不安的是，他隐隐约约觉得，儿子在学校多多少少已经被***赤化。联想到小弟参加临潼请愿那一幕，最终的后果是上了前线，可那毕竟是抵御外敌呀！可今天呢？如果今天的谈话再往前展；如果儿子站到***一边，挺身而出，革自己的命？如果……他不敢再往下细想。

1936—1948，恰好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从小弟到儿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难道这是命运的刻意安排？

“形势永远比人强”，“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必须接受。”他在心里重复着儿子的语言，真的感到很迷茫，很无奈。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南京政府垮台，“划江而治”成了泡影。国民党继续鼓吹说，他还有大西南足可以回旋，只待重整旗鼓，继续较量——对这些鼓噪和说辞，二先生并不十分在意——他在密切关注，据守西安的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的动向：这是他眼前最为现实的、唯一可期的一线希望。

忽一日，郑为民登门拜访。

二先生不禁一愣，来不及揣摩他的用意，上前先打招呼：“久违了，郑先生。”他称郑为民为“先生”，只因他把自己的儿子，从初小教到高小毕业，这称谓其实就是“老师”的意思。接下来继续说，“你今日登门，定有要事？”

“先生客气了。”郑为民这样称呼对方，只因他是一介儒生，又比自己年长，尊称自然是少不了的，“要说十分的重要倒也未必。前几日我去了一趟树人中学，您知道，陈校长是我在省立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教导主任李辅国是我的班主任。闲聊中，他们俩对咱杜边村的肃海川和冯春生，流露出非常赏识的口气，并寄予厚望——特别希望他俩能够顺利考上大学。他们让我转告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创造必要的条件，千万不能让他们因为时局动荡而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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